小西山人有病硬抗，我也如同一条病恹恹癞皮狗，只要不死就能活着。我把写作当成偏方“针灸拔火罐子，不好也去一半子”，搜集一大堆稿纸，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创作长篇小说《带枪的父亲》，制作改变命运的杀手锏。
天津街治安情况不好，我走到哪里将女儿领到哪里，也把稿子带到哪里。我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这部长篇小说上。女儿越大越沉越抱不动，我可以领着她走。稿子越写越多越沉，我怕起火被付之一炬，装进黑提包，时刻提在手里。黑提包虽然不是大国总统的“核手提箱”，也引起派出所的注意。那天片警找我，婉转提到黑提包。当他知道提包里装着我的长篇小说手稿，对我由衷敬佩，起身敬礼。我呕心沥血写了一年，又修改誊写了小半年，洋洋洒洒四十多万字。那天拂晓之前，我终于将《带枪的父亲》脱稿。
为了让弟弟妹妹走上文学之路，改变命运，我也属上他们的名字。四十万多字的稿子，我毕竟不能时刻提在手里。拥挤的小屋，竟没有存放书稿之处。稿子放在家里，我害怕被付之一炬，谁使坏扔到九霄云外。岳父每天一早起来，天还没亮。他第一件事是打开外面的小木门，用一块砖头压住，制造从早到晚家里有人的假象，晚上睡觉前再关上。小偷已经光顾楼上住户了，早晚要识破楼下上演的“空城计”。我提醒大家，白天家里没人时，一定要关上外面的小木门。
我不提醒还好，一提醒糟糕透顶，别说白天，小门彻夜大敞四开，仿佛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样板户，连续上演全本《空城计》。那天，一群小丐帮见我出去没背黑提包，乘家里没人，进去把黑提包偷走。晚上，小坏蛋们故意在窗外烤火取暖，每个人都拿一叠稿子，吵吵嚷嚷地引火。我赶紧出去求爷爷告奶奶，给他们二十元钱，好不容易把稿子赎回来。整座城市，没有我放稿子的地方。
我想来想去，小西山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安全之地。又有人打电话让我回家干活，我把稿子放在姐姐家。父亲活着的时候，为了自己欣赏和向别人炫耀，把我的“入伍通知书”、荣立“三等功”、“两用人才”、“神枪手”、“投弹能手”等奖状和证书，镶在镜框里。我在中学时写的日记、《认罪书》等，放在妈妈的柜子里。我寄回去发表我作品的《解放军文艺》杂志，被奶奶盖了鸡蛋篓子！
我悲哀欲绝，家已经不是过去的家了，对文化的崇拜已随父亲而去。
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仍比放在天津街安全。我紧锣密鼓地联系出版社，出版了也彻底安全了。小西山人说“张嘴三分利”，不花本钱就有赚钱可能。一位曾经器重我的首长，此时任某军区文化部长，我写信向他求助。他很快回信，让我带了长篇小说稿、“入伍通知书”、“转业证”、立功授奖证书等去他那里，做好第二次入伍准备。走向死地绝路逢生，已经开始兑现。第二天，我起大早赶早班火车，先去姐姐家拿长篇小说稿，再去小西山家里拿“入伍通知书”等。
姐姐家的老房子已经拆迁，成了建筑工地。我找到姐姐新家，她睡眼惺忪刚起来。事情八字没有一撇，我只说有家出版社要看小说稿，来拿放在这里的长篇小说稿。谁知姐姐不经意地说：“那捆废纸不是吗？搬家时让我扔了。”
我仿佛被闷了一铁棍，一个趔趄瘫倒在地。看我丧魂落魄的样子，她认真地说：“你装在黑提包里的稿子，让我放在小屋板材上，以为你不要了。”
我绝望地大声咆哮，不知道狂吼些什么。她也大声教训，我如同利刃剜心：“你都穷到快要饭了，还搞什么文学？不搞文学你早好了！”我说：“你把我这么重要的东西扔了，一点儿不感到自责！”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什么自责？你知道贵重为什么自己不保管，又不是我让你放在我家。”我突然感到胸闷气短，问：“你把稿子丢在哪个垃圾场？”她到床上躺下：“你问我我问谁。”
我在周边垃圾场寻找两天，上哪儿找。我到派出所报案，警察也无能为力。等我回小西山家里拿“入伍通知书”等，更加绝望。妹妹写一首诗《焚烧过去》，把我的东西、父亲的遗物，还有一大堆语录和诗词，挑到沙岗后付之一炬！
我漫山遍野寻找稿子和“入伍通知书”等，黄沙滚滚扑面而来。南头子老奶从天而降：“大孙子放心，你的稿子和入伍通知书等什么都丢不了，马上涨下一次百年大龙潮，你快到北海去找。”老奶说完不见了，我撒腿往北海头跑。
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铺着一层稿纸，白帆是航行的稿纸、海鸥是会飞的稿纸。大鱼跃出海面，落下时爆起一页页稿纸，漂浮在海面上。西北海天根竖起的那根扁担“栽子”，是我常用的一支钢笔。海底透出两束光亮，是一支金笔和一支铱金笔。海滩上铺了一层清样，每铺石棚，每块礁石，每片海滩，每处沙窝，每道石缝，每座水湾，每块石板，放着一本本稿纸。捉不尽的螃蟹，拣不完的海螺，掏不空的海爸子，打不绝的海蛎子，刮不败的海荞麦，是一行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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