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顿饭之后，山本和陈默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不是那种写在纸上的协议，也不是口头约定，是那种两个人都心知肚明、但谁都不会主动挑破的东西。山本知道他是共产党，他知道山本贪污军饷。两个人手里都攥着对方的命门，谁先动手谁就先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手，互相装着什么都没发生。
第二天在特高课大楼的走廊里，两个人迎面碰上。山本的目光在陈默脸上停了半秒，很短，短到旁边经过的人根本注意不到。然后他点了点头，幅度很小，像是脖子动了一下。陈默也点了点头，同样不动声色。两个人擦肩而过，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脚步都不快不慢，和平时走在走廊里的样子没有任何区别。有人看见他们点头了，以为是在打招呼，也没多想。
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单独见面。山本没有再找过他喝茶，没有再请他吃饭，没有在深夜打过电话。陈默也没有再去山本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所有需要交接的事项都通过秘书转达，或者写在文件上让人送过去。两个人在走廊里遇到的时候会点头，会偶尔说一句“今天天气不错”，但不会多说任何一个字。就像两条在同一个池塘里游的鱼，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各自保持距离，谁也不去碰谁的尾巴。
这种默契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至少让他们都活了下来。山本不会动他，因为那几页纸还在他手里，陈默既然能弄到这些，就一定留了备份。而陈默也不会去捅山本的篓子，至少目前不会。山本死了，他就会被日本人盯上，换一个新的课长上来，他还要重新摸一遍人家的底。
他需要山本活着，需要他坐稳那个位置，只有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知道他的底牌，才会替他挡掉那些不必要的麻烦，才会在他需要的时候默不作声地放他过去。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陈默继续做他的情报室主任，继续替陈公博分析局势、整理情报。他没有再做过任何可能引起山本注意的事，所有情报的传递都改用更隐蔽的方式，能不用电台就不用电台，能不写纸条就不写纸条，能用口信传递的就用口信。而山本也确实信守了承诺，没有再派人跟踪他，没有再调阅他的档案，没有再向任何人提起那天晚上在料理店里的对话。
11月下旬，战局急转直下。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菲律宾那边打得天昏地暗，日本联合舰队快被打没了。日本本土开始遭到大规模空袭，东京、大阪、横滨挨个被炸，B-29飞得又高又多，日本的防空火力够都够不着。南京城里的日本侨民开始悄悄撤离，大街上出现了变卖家当的日本商人，书桌、衣柜、留声机、电风扇，什么都卖。码头上排队等船的人越来越多，大包小包的行李堆得像小山。
山本的眉头也越来越紧。走廊里碰到的时候，他的脸色比陈默上一次见他时又白了几分，眼袋更重了，嘴唇干裂起皮，好像好几天没睡过一个整觉。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开会、听汇报、批文件，而是开始频繁地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待不到半天就又走了，大衣都来不及脱，只来得及喝一杯水。陈默听人说，他在东京的家人已经搬到了乡下，他的儿子被征了兵，被塞上了哪艘运兵船，去了哪个方向，谁都不知道。
陈默在特高课大楼里遇到了山本。那是午后，太阳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走廊尽头的地板上，暖融融的，和冬天的寒冷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山本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抬头看见陈默，脚步顿了一下。不是那种警惕的停顿，是一种不知道该不该打招呼的犹豫。
两个人在走廊中间站住了。旁边没有人，只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金色的亮区，亮得有些晃眼。山本先开了口。“陈桑，最近怎么样？”他的声音很平，和以前在办公室里说话一模一样，不冷不热的。
“还行。课长呢？”
山本沉默了一下。“还行。”他看了一眼手里的文件，又抬起头，“日本那边，局势不太好。大本营想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回防本土，但下面的人都在推，谁都不想走。”他说完之后又沉默了几秒，像是在想该不该说下一句。“你觉得，这场仗还能打多久？”
陈默看着他。那张脸比几个月前瘦了一圈，眼窝更深了，颧骨更突出了，法令纹像两道刀疤从鼻翼一直延伸到嘴角。他没说“课长，您多保重”那种没用的废话，没有说“放心吧，大日本帝国必胜”那种连他自己都不信的假话。他沉默了大约三秒。
“课长，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是搞经济分析的，物资快跟不上了。上海的橡胶库存见底，南京的粮食征购量比去年同期少了四成，连军用汽油都开始限量供应了。打仗需要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仗打下去只会越来越难。”山本没有反驳。因为他也清楚这些，他只是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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