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仲文，听奶奶说，我出生那年，家家都没有饭吃，妈妈也没奶水喂我，所以我从小就又瘦又小。
父亲张庆江，是轴承厂的副厂长。我挺怕他，虽然他从未打过我，但只要我犯错，他就会板着脸，严厉训斥我。
母亲杨香荷，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对我好的时候，会笑着骂我；对我不好时，就会直接伸手打我，可我却不怕她。
哥哥张仲武，比我大三岁。从我记事起，他就经常欺负我，我特别烦他，但他好像完全没察觉。
姐姐张仲薇，比我大一岁，特别爱穿新衣服。我说她臭美，她就骂我，我也很烦她。
在这个家里，他们都觉得我是个“烦人精”，好像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自己，更不会求着他们喜欢我。
我生活的小镇叫“回龙镇”，位于川省的大山里。这是一个异常安静的小镇，历经朝代更迭、战乱纷争，却始终保持着这份宁静，有着百年的安静传统。
如今，小镇在各种政治冲击下，人心变得浮躁，不再那么安静，我们这些小孩也变得肆无忌惮。
小镇只有一条街道，我虽然长得瘦小，但“坏心眼”多。镇上的坏孩子都愿意和我玩，我带着他们把这条街弄得鸡飞狗跳。很快，我就成了这条街上的“孩子王”，也成了人人唾弃的“小杂皮”。
1976年，我16岁，初中毕业。家里没人关心我上不上高中，也没人问我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没人关心我的前途，我心里也没有失落感，反而因为没有学校的“束缚”而感到开心。
不用上学的日子，我可以很晚才睡觉，早上也可以睡到很晚，整天在外面胡闹，家里人也不会找我回家，这种生活真的很惬意。
然而，这种惬意的日子只持续了几天，就因为家里的一件事戛然而止。
那天傍晚，我玩了一天回到家，推开门，发现家里人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前吃饭，而是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我回来，他们都回头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回家似的。
我心里有些忐忑，走进屋内。父亲看到我这副样子，第一次没有训斥我，眼神里甚至透着一丝慈爱。母亲看我的眼神却很复杂，哥哥和姐姐看了我一眼就转过头去，不再看我。
我心里越发不安，没有找地方坐下，因为家里的沙发已经没有空位了。这时，母亲站了起来，伸手拉我，让我坐在她的位置上。我赶紧摆手拒绝，转身想逃回自己的房间。
父亲开口了：“‘幺儿’，你过来坐下，我有事跟你说。”我看着父亲不再严肃的脸，还是有些胆怯：“‘老汉儿’，我今天没干什么，就是在外面多玩了一会儿，天黑就回来了。你要有什么事就说吧，我不坐。”
父亲那张严肃惯了的脸勉强挤出一点笑容，又尽量压低声音对我说：“‘幺儿’，你初中毕业了，也不上学了，不能天天在外面瞎混。今天县里下了通知，让咱们镇报上符合下乡知青的名单。咱家你们姐弟三人，符合下乡要求，必须有一个人去。你哥比你懂事，明年厂里有招工名额，到时候我给他弄个名额。这几天先让他去厂里做临时工。你姐还在上高中，再说她是女孩子，轮也轮不到她。就你……”
听到父亲的话，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听说过那些下乡知青有多遭罪，我可不想去。不等父亲说完，我赶紧大声打断他：“我不去，谁爱去谁去。”
他们好像早就料到我会这样反应。母亲看都没看我一眼，叹了口气，转身去了厨房。哥哥木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盯着茶几的一角保持沉默。
姐姐瞪着大眼睛，有些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我气得不行，不等父亲再说话，我用手指着哥哥，对父亲说：“别人家去下乡的都是他那么大的，我还小，去乡下我能干什么？”
我又指向姐姐，继续说：“三娃子他家是他二姐去的，他说女的下乡不用干活。”
听到我的话，哥哥还是低着头保持沉默，姐姐却忍不住了，伸手打向我指着她的手指，戏谑地看着我说：“三娃子他家就他一个男孩，他姐姐多，当然是他二姐去了。咱家就我一个女的，你也好意思跟我攀？哥哥比你懂事，还能帮家里干活。你能干什么？除了惹祸，你还能干什么？你去了家里就清静了。再说了，你就应该到农村去改造改造。”
看着姐姐那张不停“叭叭”的嘴，我恨不得用臭袜子堵住她的嘴。
这时，一直低头沉默的哥哥终于抬起头，说：“老三，不是我不去。你留在家里能干什么？天天给家里惹事？我走了，没人管你了。‘老汉儿’工作忙，你总惹事，妈还不得被你气出好歹？就像你姐说的，你就应该到农村去接受改造。”
听了哥哥和姐姐的话，我气得无言以对，只能无助地看向站在厨房门前的妈妈。妈妈没说话，但从她的表情就能看出，她也赞成哥哥和姐姐的话。
这时，父亲又说话了，口气非常严肃：“行了，‘幺儿’，我已经给你报完名了。家里就你一个‘闲人’，你也不小了，你去最合适。去了干点活也累不死，好好表现，过几年我再想办法把你弄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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