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关公仰崇之风继续沿袭，官民对解州关庙的修缮也持续不断。弘治年间初定祀典，嘉靖期间官祭升格，明神宗朱翊钧先后追封关羽为“协天大帝”、“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并敕赐庙额为“英烈之后”——解州关庙的营建达到了高潮，庙势亦于当时为最壮，达到鼎盛时期。
清代，由于皇家崇祀关帝大大超过前朝，解州关帝庙不仅延续着明末的盛况，而且作为“武庙之冠”逐渐成为世人朝圣之地。
康熙四年重修关帝庙；三十七年五月，康熙帝亲笔书写“义炳乾坤”匾额，悬挂庙内；四十一年四月庙会期间，一场大火使解州关帝庙焚毁无遗；四十二年，康熙帝西巡临解，发帑金一千两重修，到康熙五十二年，知州祝增才恢复旧规。
雍正十二年，果亲王拜谒解州关帝庙，指画关帝圣像，题写诗章及联额，其诗今存崇宁殿前碑亭。
乾隆十八年，知州韩桐修葺廊庑、绘制壁画、移建乐楼、增修牌坊、完善结义园；乾隆二十七年，州守言如泗先改八卦楼为御书楼，又改麟经阁前楼为刀印二楼，厘正匾额，修缮东西大牌坊，改建结义园、功德祠，并在庙西建设“关夫子故里”碑亭。此后又有修补。
嘉庆二十年解州一带6.7级地震的发生，关帝庙饱受摧残。
道光四年开始筹划修复，因资金不足，只进行了支撑加固。
咸丰九年，前州牧叶筱珊会同杨铁臣、程立斋等人，筹银1.7万两，命董清海督工，历经十余年，于同治九年完成春秋楼、廊房、内外牌坊、大门角门、结义园、功德祠、崇圣祠、部将祠、追风伯祠的修复。
光绪元年，鼓楼重修；三年“义壮乾坤”坊被火烧毁。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解州关帝庙连遭火灾，午门、大门、乐楼、东西角门、东西华门、钟楼、庙外西侧木坊、部将祠、追风伯祠、官厅、崇圣祠及百余间廊房皆成灰烬。
民国期间，战乱频仍，解州关帝庙的维修工程远逊于前遭受巨大破坏，关帝庙的崇宁殿、圣母殿、嗣圣殿、春秋楼、刀楼、印楼、东西官厅及廊房多被损毁，，将关帝庙内的娘娘殿和太子殿拆除。
五十年代初，重修了崇圣祠大殿、“威震华夏”木坊和部分廊房，彩绘午门壁画，彩画了崇宁殿。
70年始，先后修复194间廊房、雉门卷棚、午门翼角、御书楼卷棚、东西宫门楼和宫墙、后宫院围墙，翻修东西官厅，重修“山海钟灵”等5个牌坊。
80年代初，收回结义园，重修三义阁、君子亭、结义坊等主体建筑。
90年代，先后大修了御书楼、春秋楼，重浚结义园莲池、堆砌假山。
20世纪初恢复了御花园，完成东宫基址保护工程。后利用社会资金修复了“威震华夏”木牌坊。整修结义园，推平假山，精缩莲池，新建山门。陆续庙内的全部古建筑都已修葺如故。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宋元明清四代王朝所处的封建后期社会，解州关帝庙作为进行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和教化的一个重要场所，对于宣传和规范封建后期社会的道德文化，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感的人们，在这里通过对关公的祭拜，接受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入主中原之后也来到这里，进行褒封和祭祀，力图通过对关公的赞扬去弥合民族之间的分歧；在民不聊生的年代，反抗者们来到这里，从关公身上寻求勇于抗争的精神；当遭遇坎坷的时候，身处逆境的人们来到这里，找到值得仿效的榜样。
关羽一生征战南北，其故事传到各个角落。“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九州 ”是关公信俗地域广泛的最好写照，近代随着华侨的飘洋过海，信仰关公的习俗也被带到了全球各地，有华夏的地方就有关公庙，就有对关公的信仰与传播。“庙宇盈寰中，姓名走妇孺”——信众从帝王将相到巷陌妇孺，从政要商贾到平民百姓，群体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
关公信俗文化具有民族特性，是由汉民族性演化而来的整个华夏民族性。关公是汉蜀名将，初为汉民族所崇尚的忠义英雄，后其忠义精神为历代统治阶层所推崇，诚信精神被商界奉为经商信条，礼、仁、智为儒家尊为人伦典范，勇武为平民所敬仰。历经顶礼膜拜，由候而王、而帝、而君、而圣，终演变为威震华夏的武圣——对关公共同的信仰增强了整个华夏民族的认同感。
拜过关公庙已经过了半上午一行人在附近用过午餐后驱车去了永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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