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建议哪条？”
“我要是建议退，当初就不会让你们买。”王主任笑了，“但前进有风险，你得有心理准备。郑卫国那些人，不只是盯着你，是盯着整个改革方向。你们现在是前沿阵地，枪打出头鸟啊。”
挂掉电话，肖向东在邮局门口抽了支烟——他很少抽烟，但今天需要。烟雾在冷空气中缭绕上升，像他此刻纷乱的思绪。
回到清华时，天已经黑了。系统工程研究会的几个核心成员都在等他——方文敏、陆文渊、杨志远，还有三个后来加入的年轻教师。
“怎么样？”方文敏第一个问。
肖向东复述了谈话内容。当说到“风向很微妙”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们是不是太冒进了？”一个年轻教师小声问。
“不是冒进的问题。”陆文渊摘下眼镜，“是方向问题。如果我们退了，就等于承认股份制有问题，承认改革走错了。后面的人还怎么搞？”
“但不退，我们可能成为牺牲品。”杨志远担忧，“郑卫国现在的位置，有实权。他要真较起劲来，科委也不一定能保我们。”
方文敏一直没说话。她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的清华园，许久才转身：“向东，你还记得1979年，我们被调查那次吗？”
“记得。”
“那时候我们选择了转型，从地下走到地上，从反对者变成建设者。”方文敏说，“这次，我们面临类似的抉择。是退缩自保，还是继续前进？”
肖向东环视众人。这些年来，有人离开，有人加入，但核心的这群人始终在一起。从地窖到近春园，从深圳到上海，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时代的夹缝中寻找出路。
“我们不能退。”他终于说，“退了，对不起飞乐音响那些工人，对不起王主任的信任，更对不起我们自己这些年的坚持。”
“但风险……”
“风险我来承担。”肖向东说，“调研报告我来写，上面问话我去答。你们暂时和我保持距离，特别是文敏、文渊、志远——你们现在都有正式工作，别受影响。”
“你这是什么话！”陆文渊激动了，“我们是一起的！”
“正因为是一起的，才要分散风险。”肖向东很冷静，“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我真出了问题，你们还在，研究还能继续，改革还需要有人推动。”
那天晚上，肖向东开始撰写那份注定会引起争议的报告：《股份制试点实践报告——以飞乐音响公司为例》。他写了整整一夜，用最客观的数据、最严谨的分析、最克制的语言，记录了从认购到分红的全过程，分析了股份制对企业经营、职工激励、资金筹措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完善建议。
报告的结尾，他特意加了一段：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新事物的出现总会伴随争议，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飞乐音响的试点证明，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的前提下，股份制可以成为调动社会资源、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工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是回避争议，而是在争议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为中国的现代化蹚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天亮时，报告完成。肖向东走到窗前，看到晨曦中的清华园开始苏醒。有学生在晨读，有老师在散步，有工人在打扫——日常的一切照旧，仿佛什么都不会改变。
但他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改变。在这个1985年的春天，一场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辩论，正以他们手中的股票为焦点，悄然展开。
而他们，又一次站在了风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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