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清华园的海棠花开得正盛,但肖向东无暇欣赏。停课待查已经三周,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程力学系的旧实验室里——那间实验室因为设备更新被闲置,成了他临时的避风港。白天他整理资料、写申诉材料,晚上就睡在拼接的实验桌上。
凌晨一点,实验室的门突然被轻轻叩响。三短一长,是约定的暗号。
肖向东警觉地起身,走到门边压低声音:“谁?”
“我,陈思北。”
门开了。一个穿着工装、满脸油污的男子闪身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沉重的帆布包。八年未见,陈思北比北大荒时壮实了许多,脸颊上多了一道细长的伤疤——后来肖向东才知道,那是他在船厂调试设备时被飞溅的铁屑划伤的。
“思北?你怎么……”肖向东又惊又喜。
“从上海来,夜车。”陈思北放下帆布包,环顾简陋的实验室,“听说你出事了,来看看。”
两人握手,手掌都粗糙有力。从1978年春天北大荒一别,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七年里,书信往来不断,陈思北在上海交大读完船舶工程,分配到江南造船厂技术科,参与了好几艘出口船舶的设计。但此刻他出现在这里,显然不只是“来看看”。
“外面什么情况?”肖向东问的是他被调查的事。
“比你想的复杂。”陈思北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饭盒,“先吃点,我娘包的饺子,路上用棉袄捂着,还温着。”
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是北大荒时过年才能吃到的味道。两人蹲在实验桌边吃着,陈思北低声说:“郑卫国不光查你,他在收集所有和我们有关的人的材料。李卫国在深圳那边也被约谈了,方文敏社科院的导师也被问了话。这是系统性的。”
肖向东停下筷子:“冲着我来的?”
“不全是。”陈思北摇头,“你在明处,是靶子。但靶子后面是更大的目标——股份制改革、技术引进、思想开放。郑卫国他们想证明,这些改革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而你们这些实践者就是证据。”
“所以你是来劝我收手的?”
“正相反。”陈思北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我是来给你送武器的。”
他站起身,打开帆布包最里层的防水布,取出一个用泡沫塑料包裹的物件。撕开包装,露出一台银灰色的金属盒子——巴掌大小,正面有一块小小的屏幕,屏幕下方是数字键盘,侧面有天线。
“这是什么?”肖向东从未见过这样的设备。
“汉字传呼机原型机,第一代。”陈思北说得很平静,但声音里有压抑不住的激动,“我自己做的。”
肖向东接过那台机器。金属外壳还有打磨的痕迹,螺丝是手工拧的,屏幕是单色液晶,但确实能显示汉字——他按下一个键,屏幕上出现了“测试”两个字。
“你……怎么做出来的?”肖向东震惊了。1985年,市面上只有数字传呼机,而且全部依赖进口。汉字显示需要解决字符库、编码、驱动等一系列难题。
“三年时间。”陈思北在实验桌旁坐下,开始讲述,“1982年我在船厂,看到香港船东用的传呼机,只能显示数字和英文。当时就想,要是能显示汉字多好。从那时开始,我利用业余时间研究。”
他从帆布包里取出厚厚一摞图纸和笔记:“硬件部分最难的是驱动芯片。国内没有,我托人去香港买了摩托罗拉的MC6800微处理器,自己设计了外围电路。软件部分更难——汉字库太大,16x16点阵,国标一级字库就有3755个字,当时的EPROM最大容量只有64KB,装不下。”
“那你怎么解决的?”
“压缩算法。”陈思北翻开笔记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汇编代码,“我设计了一套基于笔画特征的动态加载方案。常用字常驻内存,非常用字需要时从存储器按笔画特征检索加载。虽然速度慢一点,但能用。”
肖向东看着那些代码。那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有些地方反复涂改,纸页都磨薄了。
“显示模块呢?这种液晶屏……”
“从计算器上拆的。”陈思北笑了,“我买了二十多个日本卡西欧计算器,拆出液晶屏,重新设计驱动电路。每个屏只能显示一行,我就把四个屏拼起来,组成一个能显示四行汉字的区域。你看——”他指着机器侧面粗糙的接缝,“手工焊接的,丑,但能用。”
肖向东抚摸着那台机器。金属外壳上还留着锉刀的痕迹,螺丝孔对得不完全整齐,屏幕边缘有胶水残留的印记。但它能工作——陈思北演示了收发功能:用一台改造过的无线电报机发送编码信号,传呼机收到后解码,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北大荒的冬天真冷。”
这是当年他们在地窖里常说的话。
“思北,你这是……”肖向东不知该说什么。
“我知道你现在处境困难。”陈思北认真地看着他,“调查报告、理论文章、政策辩论——那些都是文斗。但时代变革真正需要的是实力。技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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