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清华园的海棠花开得正盛，但肖向东无暇欣赏。停课待查已经三周，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程力学系的旧实验室里——那间实验室因为设备更新被闲置，成了他临时的避风港。白天他整理资料、写申诉材料，晚上就睡在拼接的实验桌上。
凌晨一点，实验室的门突然被轻轻叩响。三短一长，是约定的暗号。
肖向东警觉地起身，走到门边压低声音：“谁？”
“我，陈思北。”
门开了。一个穿着工装、满脸油污的男子闪身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沉重的帆布包。八年未见，陈思北比北大荒时壮实了许多，脸颊上多了一道细长的伤疤——后来肖向东才知道，那是他在船厂调试设备时被飞溅的铁屑划伤的。
“思北？你怎么……”肖向东又惊又喜。
“从上海来，夜车。”陈思北放下帆布包，环顾简陋的实验室，“听说你出事了，来看看。”
两人握手，手掌都粗糙有力。从1978年春天北大荒一别，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七年里，书信往来不断，陈思北在上海交大读完船舶工程，分配到江南造船厂技术科，参与了好几艘出口船舶的设计。但此刻他出现在这里，显然不只是“来看看”。
“外面什么情况？”肖向东问的是他被调查的事。
“比你想的复杂。”陈思北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饭盒，“先吃点，我娘包的饺子，路上用棉袄捂着，还温着。”
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是北大荒时过年才能吃到的味道。两人蹲在实验桌边吃着，陈思北低声说：“郑卫国不光查你，他在收集所有和我们有关的人的材料。李卫国在深圳那边也被约谈了，方文敏社科院的导师也被问了话。这是系统性的。”
肖向东停下筷子：“冲着我来的？”
“不全是。”陈思北摇头，“你在明处，是靶子。但靶子后面是更大的目标——股份制改革、技术引进、思想开放。郑卫国他们想证明，这些改革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而你们这些实践者就是证据。”
“所以你是来劝我收手的？”
“正相反。”陈思北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我是来给你送武器的。”
他站起身，打开帆布包最里层的防水布，取出一个用泡沫塑料包裹的物件。撕开包装，露出一台银灰色的金属盒子——巴掌大小，正面有一块小小的屏幕，屏幕下方是数字键盘，侧面有天线。
“这是什么？”肖向东从未见过这样的设备。
“汉字传呼机原型机，第一代。”陈思北说得很平静，但声音里有压抑不住的激动，“我自己做的。”
肖向东接过那台机器。金属外壳还有打磨的痕迹，螺丝是手工拧的，屏幕是单色液晶，但确实能显示汉字——他按下一个键，屏幕上出现了“测试”两个字。
“你……怎么做出来的？”肖向东震惊了。1985年，市面上只有数字传呼机，而且全部依赖进口。汉字显示需要解决字符库、编码、驱动等一系列难题。
“三年时间。”陈思北在实验桌旁坐下，开始讲述，“1982年我在船厂，看到香港船东用的传呼机，只能显示数字和英文。当时就想，要是能显示汉字多好。从那时开始，我利用业余时间研究。”
他从帆布包里取出厚厚一摞图纸和笔记：“硬件部分最难的是驱动芯片。国内没有，我托人去香港买了摩托罗拉的MC6800微处理器，自己设计了外围电路。软件部分更难——汉字库太大，16x16点阵，国标一级字库就有3755个字，当时的EPROM最大容量只有64KB，装不下。”
“那你怎么解决的？”
“压缩算法。”陈思北翻开笔记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汇编代码，“我设计了一套基于笔画特征的动态加载方案。常用字常驻内存，非常用字需要时从存储器按笔画特征检索加载。虽然速度慢一点，但能用。”
肖向东看着那些代码。那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有些地方反复涂改，纸页都磨薄了。
“显示模块呢？这种液晶屏……”
“从计算器上拆的。”陈思北笑了，“我买了二十多个日本卡西欧计算器，拆出液晶屏，重新设计驱动电路。每个屏只能显示一行，我就把四个屏拼起来，组成一个能显示四行汉字的区域。你看——”他指着机器侧面粗糙的接缝，“手工焊接的，丑，但能用。”
肖向东抚摸着那台机器。金属外壳上还留着锉刀的痕迹，螺丝孔对得不完全整齐，屏幕边缘有胶水残留的印记。但它能工作——陈思北演示了收发功能：用一台改造过的无线电报机发送编码信号，传呼机收到后解码，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北大荒的冬天真冷。”
这是当年他们在地窖里常说的话。
“思北，你这是……”肖向东不知该说什么。
“我知道你现在处境困难。”陈思北认真地看着他，“调查报告、理论文章、政策辩论——那些都是文斗。但时代变革真正需要的是实力。技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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