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从农村考来的学生低下了头。他们想起了家乡的贫困。
郑卫国还想说什么，吴老师抬手制止了。
“今天的讨论很好。”老教授声音沉稳，“同学们提出了两个重要标准：政治标准和生产力标准。那么问题来了：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如果是统一的，如何统一？如果是矛盾的，哪个更重要？”
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相交的圆：“这是接下来一个学期我们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我建议大家回去读几篇文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的《论粮食税》、还有今年五月《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下周我们继续。”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涌出教室，但议论声没有停止。
“肖向东胆子太大了……”
“但他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那个县，三十年没多大变化。”
“可是郑卫国说的也没错，路线问题不能含糊。”
肖向东收拾书本时，郑卫国走到他桌前，脸色铁青：“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些话，可以给你定什么性质？”
“学术讨论而已。”肖向东平静地说。
“学术？”郑卫国冷笑，“你那些‘系统论’‘信息价值’‘生产力标准’，串起来是什么？是一整套背离主流的话语体系。我劝你收敛点，别以为有点小聪明就能挑战基本原则。”
他转身离开。方文敏走过来，低声说：“他在收集你的材料。上周我看到他去系党总支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
肖向东点头：“预料之中。”
“你不怕？”
“怕。”肖向东看着窗外的清华园，“但有些话必须有人说。真理标准讨论已经开了口子，如果这时候不把话说完，口子可能又会封上。”
那天下午，肖向东去了周振华教授家。老教授正在院子里修剪菊花，见他来了，指了指石凳：“坐。课堂上的事我听说了。”
“您觉得我说错了吗？”
“错没错，要看立场。”周教授放下剪刀，“从学术角度看，你的逻辑自洽。从现实角度看，你走在悬崖边上。”
他坐下，给肖向东倒了杯茶：“生产力标准这个提法，不是你的首创。六十年代就有过讨论，后来被打成‘唯生产力论’。现在重新提出来，时机微妙——上个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实有领导强调‘要把经济工作作为中心’，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还没有正式改变。”
“所以……”
“所以你既站在了潮头，也站在了风口。”周教授看着他，“我得到消息，你的那篇系统论文章，被更高层看到了。批示是八个字：‘思路可取，方法可鉴’。这是保护，也是考验。”
肖向东握紧了茶杯。
“但郑卫国那样的同学，他们代表着另一种力量——对变化的恐惧，对失控的担忧，对纯正性的执着。他们的反对是真诚的，也因此更顽固。”周教授叹息，“这个时代最难的，不是辨别对错，而是在对与对之间找到出路。”
离开周教授家时，天已傍晚。肖向东去了图书馆，想借几本政治经济学经典着作。在阅览室门口，他遇见了经济系的一位老教授——姓顾，据说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刚平反回来。
顾教授认出了他：“你就是肖向东？”
“是的，教授。”
“今天的课，我在后门听了。”老教授眼睛深陷，但目光锐利，“生产力标准……你知道这个提法，在1956年八大时是主流吗？”
肖向东摇头。
“那时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要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顾教授声音很轻，像在说什么秘密，“后来……不提了。今天你重新提起，很好。但要知道，有些话要说得有策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给肖向东：“这是我写的一篇旧文，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没发表过，你自己看，不要外传。”
纸条上是一个地址和编号——学校档案馆的某个档案盒。
肖向东在图书馆闭馆前找到了那个档案盒。里面是泛黄的稿纸，写于1956年秋，标题是《论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文章已经残缺，但核心观点清晰：社会主义要真正超越资本主义，必须建立一套既能保证公平、又能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
文章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墨迹已淡：“若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则公平终成贫困；若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则效率终成剥削。社会主义之难，难在兼得。”
肖向东坐在档案馆的灯光下，久久不动。1956年——那是二十二年前。那时就有人思考过这些问题，然后文章被封存，作者被打倒。
历史似乎是一个螺旋，每一圈都会回到相似的问题，但高度不同。
他把稿纸小心放回，记下了核心观点。走出档案馆时，校园里已亮起路灯。他看见远处系办公楼还亮着灯，几个身影在窗边走动——是郑卫国和系党总支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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