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下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时分才渐渐歇止。
温舒然几乎一夜未眠。窗外雨水敲打玻璃的嘈杂声响，与内心翻江倒海的绝望交织在一起，将她死死钉在那张硬板床上。腿上的石膏在阴湿的天气里似乎更加沉重冰冷，每一下细微的挪动都牵扯着皮肉下的钝痛。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被渗水晕开的一小片黄褐色污渍，脑子里走马灯般闪过无数画面——江砚辞曾经温柔的眉眼，念泽幼时柔软的小手，母亲电话里刺耳的哭骂，还有律师函上那些冰冷如刀的文字。
二十五号。
这个日期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她心口。
天光一点点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渗进来，房间里弥漫着雨后的潮气和旧家具淡淡的霉味。温舒然挣扎着坐起身，看了眼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日期和时间——二十四号上午七点零三分。
距离那场“最后的调解”，还有二十六个小时。
她没有像上次那样，花大量时间在脑中演练台词。经过律师函和母亲电话的双重打击，她某种程度上有了一种近乎麻木的清醒。她知道，任何精心准备的话语，在江砚辞绝对的冷漠面前，都不过是可笑的徒劳。但她依然要去做。像一个明知必败却不得不踏上战场的士兵，只为给自己一个交代，或者说，给自己这场长达七年、最终一败涂地的婚姻，一个最后的、卑微的谢幕仪式。
二十四号一整天，她都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腿伤限制了她的活动，大部分时间她只是坐在窗边，望着楼下被雨水冲刷后显得格外干净的街道发呆。偶尔有行人或车辆经过，她眼神空洞地追随着，直到它们消失在视野尽头，仿佛也在目送自己某种东西的彻底流逝。
下午，她翻出了上次穿过的那件米白色连衣裙。裙子洗过，挂在简易衣柜里，显得单薄而陈旧。她又找出那支快要用尽的口红，对着那块缺角的镜子，仔仔细细地涂了一层。镜中的女人，脸色是久不见阳光的苍白，眼底有着浓重的青黑，即便用了些粉底也遮掩不住。那抹口红颜色暗淡，非但没有增添气色，反而衬得整个人更加憔悴，像一朵即将彻底枯萎的花，还在强行维持着最后一点颜色。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扯了扯嘴角，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
最终，她放弃了。只是默默地把裙子挂回原处，把口红盖好。这次，她没再练习任何表情或台词。
二十五号清晨，天色依然阴沉，云层压得很低，空气里饱含水分，闷得人胸口发堵。
温舒然起得很早。她慢吞吞地洗漱，动作因为腿伤和心绪而格外迟缓。她没有再涂那支口红，只是用清水拍了拍脸，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清醒一些。她换上了一套相对舒适、便于行动的浅灰色运动套装，这是她目前仅有的一套还算干净的便服。运动裤的裤腿勉强能套过石膏，虽然看起来有些怪异，但至少比穿着裙子露出石膏要方便些。她将长发简单扎成低马尾，额前碎发也没刻意整理，任由它们垂落。
没有精心打扮，没有强装镇定。她只是以最真实、也最狼狈的状态，准备去面对那场最后的审判。
八点整，她拄着拐杖，拎着一个装了几张纸巾和证件的旧帆布包，一步一挪地出了门。楼道里弥漫着隔夜饭菜和潮湿的味道，每下一级台阶，她都格外小心，受伤的腿不敢用力，只能依靠拐杖和另一条腿，缓慢地、笨拙地向下移动。走到楼下时，额角已经沁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叫车，等待，上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腿上的石膏停留了一瞬，没说什么。车子汇入早高峰的车流，走走停停。温舒然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街景，熟悉的城市此刻显得陌生而冰冷。那些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繁华的商业街，曾经都是她生活里触手可及的背景板，如今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而遥远。其中某栋楼的顶层，那个曾经被她视为“家”的地方，如今已与她彻底无关。
法院庄严的建筑出现在视野里时，她的心跳不受控制地开始加速，手心一片湿冷。
和上次一样，她来得太早。空旷的大厅里只有零星几个工作人员走动的身影。她找到第三调解室，门紧闭着，门口的长椅空无一人。她慢慢挪过去，坐下，将拐杖靠在一边。帆布包放在腿上，双手紧紧交握着，指尖冰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被寂静放大，敲打在她紧绷的神经上。她试图放空大脑，却无法阻止那些混乱的思绪翻涌——江砚辞会是什么表情？他会说些什么？法官会怎么看待她？这一次，是不是真的就彻底结束了？
九点十五分，走廊另一端传来了脚步声。
温舒然的身体骤然僵硬，她抬起头，望过去。
依旧是那道熟悉的身影。
江砚辞今天穿的是一套深灰色的西装，剪裁比上次那套黑色更为考究，衬得他肩宽腿长，身形挺拔如松。里面是挺括的白衬衫，系着一条颜色低调的暗纹领带。他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面容冷峻，眉宇间凝聚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寒意，仿佛连周遭的空气都要被他周身散发的低气压冻结。他的步伐稳健而从容，每一步都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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