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蹲在老槐树下，看着尹姑娘亲手埋下的陶罐被新土覆盖，最后浇上一瓢灵泉水——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让那丛月季长得旺些，也好让日后有人寻来时，能凭着这抹亮色找到藏在地下的旧物。
“其实早该想到的。”尹姑娘站在廊下，望着空荡荡的货架，声音里听不出太多情绪，“连故宫里的宝贝都要清点造册，分拨各地博物馆，咱们这小小的饭店，又凭什么能留住那些东西？”
她这话不是空穴来风。前阵子沈言去城里，亲眼见着故宫的工作人员搬着木箱往卡车上装，里面是编了号的青铜器和瓷器，据说要运去西北的博物馆展览。路边听人议论，说这是“让文物走出去，见天日”，可在沈言听来，那箱子碰撞的声响，像极了某种时代的宣告——属于旧时代的私藏，到头了。
老周蹲在灶台前，用最后几块煤烧着水，火苗舔着锅底，映得他脸上沟壑分明。“民国那会儿，咱们这儿是北方的‘活水’，什么货都能过手，从宫里流出来的官窑，从墓里起出来的玉器，经咱们的手，才能顺顺当当落到藏家手里。”他往火里添了根柴，“可现在，‘活水’成了‘死水’，上面盯着呢，谁还敢来送东西？”
沈言想起上次帮文物局找回孤本时，那位姓李的科长拉着他说的话：“沈先生，不是我们为难谁，这是政策。所有流散民间的文物，都得登记在册，统一管理。像新月饭店这种地方，以前经手的东西太多，账目又乱，不查它查谁？”
话是实话，却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强硬。就像当年老九门能护着新月饭店，靠的是江湖势力；如今上面要动它，靠的是铁打的规矩。这规矩里，藏着新社会的逻辑——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更不允许私人攥着本该属于“国家”的宝贝。
“前儿个有人来‘拜访’，”尹姑娘端过老周递来的热水，指尖有些抖，“说是市里的‘文物清理小组’，拿着清单，上面列着民国年间的交易记录，问我们那些东西的去向。我父亲当年记的账太细，反倒成了把柄。”
沈言接过清单看，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物件名称、经手人、价格，甚至连“某贝勒府旧藏”“某将军秘送”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在当年是信誉的证明，如今却成了“窝藏赃物”的铁证。
“他们要什么？”沈言问。
“要我们交出所有‘未登记’的文物，还要配合查清当年的买主。”尹姑娘苦笑，“哪还有什么未登记的？能送的早送了，能藏的也藏了，剩下的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可他们不信，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新月饭店的底子，掏三回都掏不干净。”
沈言想起故宫里那些被分走的宝贝。据说当年为了支援各地建设，故宫挑了不少珍品，装箱运往东北、西北，连乾隆皇帝最爱的那对珐琅彩瓷瓶，都被送到了哈尔滨的博物馆。连皇家禁地都要“割肉”，何况一个民办的饭店？说白了，这不是针对谁，是时代要“均贫富”，要把那些藏在深宅大院、密室暗格里的宝贝，统统拉出来见光。
“其实他们也未必是真想要那些东西。”老周叹了口气，往炉膛里啐了口唾沫，“就是要个态度。咱们这饭店名气太大，北方的货十成里有七成经咱们手，不拿咱们开刀，怎么震慑那些还藏着东西的人？”
这话沈言信。他前几天去琉璃厂，见着好几家老字号都在门口挂着“自愿上交文物”的牌子，有的甚至把镇店之宝摆在门口，供人参观，生怕被安上“抗拒不交”的罪名。新月饭店这块招牌太扎眼，就像黑夜里的灯笼，想不被盯上都难。
“昨儿个赵先生又来了，”尹姑娘揉了揉眉心，“他那玉佩没当成，儿子的病却重了。我把母亲留下的金镯子给了他，让他赶紧去医院。”那镯子是当年尹老板给妻子的聘礼，上面刻着细密的缠枝纹，是饭店里最后一件值钱的物件。
沈言心里发堵。他空间里有能治百病的灵草，可他不能拿出来——那草的灵气太盛，一旦暴露，比新月饭店的古董还惹眼。他只能从怀里掏出些钱，是这阵子攒下的，不多，却也是心意。
“别跟我们客气了。”尹姑娘把钱推回来，“你能来陪我们这最后几天，就够了。”
清理小组的人又来了，这次带着卡车，说是“协助搬迁”。他们在店里翻箱倒柜，连地窖的墙角都敲了敲，最后只找到几卷旧字画和一个缺腿的青铜器——都是尹姑娘故意留下的，不值钱，却能让他们“交差”。
“就这些？”领头的人显然不信，手里的马鞭敲着柜台，“尹老板当年可是能把慈禧的夜明珠都藏三个月的人，他女儿手里会没点真东西？”
尹姑娘挺直脊背：“我父亲是守规矩的人，民国三十八年就停了所有‘不干净’的生意。这些是店里的摆设，要拿就拿，别的没有。”
老周挡在尹姑娘身前：“要搜就搜我，别吓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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