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峰？”走在最前面的男人穿着便衣，但那种站姿和眼神，曲峰太熟悉了——和娱乐城里那些便衣警察一模一样，只是更冷，更锐利。
“你们认错人了。”曲峰转身要走。
“你妹妹叫曲婷，千峦县人，在县文化馆工作。”那个男人的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巷子里清晰得像刀片，“你父亲曲大山，五年前欠了金承业的债。”
曲峰僵在原地。他慢慢转过身，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像受伤的野兽：“你们是谁？”
男人亮出证件。深色封皮，国徽，警号。
“找个地方聊聊？”
二十分钟后，福田区某老旧小区的一套出租屋内。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客厅里只有一盏台灯亮着。曲峰坐在塑料椅子上，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江浩坐在他对面，另外两名刑警守在门口。
“我们知道你在替汪建明保管一些东西。”江浩开门见山地说：“也知道你订了去曼谷的机票。”
曲峰猛地抬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但很快被更深的疲惫取代：“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我说清楚点。”江浩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照片推过去。照片是监控截图，虽然模糊，但能认出是汪建明在娱乐城包厢里的画面，旁边陪着的正是曲峰。
“这是三年前。”江浩又推过去第二张照片，同样的场景，时间戳是两年前。第三张，一年前。
曲峰盯着那些照片，呼吸渐渐急促。
“汪建明每次来深圳考察，都是你接待。”江浩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报告，“安排住宿，安排娱乐，安排封口。他信任你，因为你妹妹在他手里。”
“闭嘴！”曲峰突然暴起，但被身后的刑警按回椅子上。他挣扎着，眼睛血红：“你们懂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告诉我们。”江浩身体前倾，目光如炬，“告诉我们，你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告诉我们，汪建明到底做了什么。”
长时间的沉默。只有曲峰粗重的呼吸声，和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终于，他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
“我妹妹小婷她本来能去省歌舞团的。”
千峦县的秋天很美。山上的枫叶红了，梯田里的稻子黄了，天空蓝得透明。十八岁的曲婷拿着省艺校的录取通知书，站在自家老屋前，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她说：“哥，等我毕业了，我要把咱们千峦的山歌编成舞蹈，跳到北京去！”
那时曲峰在县里的石材厂打工，每天在震耳欲聋的切割声和漫天石粉里工作十个小时，就为了每个月能给妹妹多寄两百块钱生活费。他觉得值。妹妹是曲家寨第一个考上省城学校的，是全寨子的骄傲。
变故发生在曲婷大二那年冬天。
父亲曲大山去县城卖山货，被几个朋友拉去喝酒，酒后进了赌场。一夜之间，欠下三十七万。赌场的人拿着借据上门，说三天内不还钱，就拆房子。
“那时候我爸跪在地上哭。”曲峰的声音麻木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妈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我奶奶留下的银镯子，我姑出嫁时陪嫁的玉簪，还有准备给我娶媳妇攒的三万块钱。加起来不到五万。”
第三天，赌场的人又来了。来的不是打手，是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他自我介绍姓金，说钱可以慢慢还，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曲峰当时问。
金先生笑了，那笑容很温和，却让曲峰浑身发冷：“让你妹妹休学一年，来省城帮我打理一个会馆。包吃包住，月薪八千。干满一年，债务全清。”
“我不去！”曲婷当时就哭了，“我还要上学！”
金先生没说话，只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照片，摊在桌上。照片里是曲峰在石材厂工作的场景。有些是他搬运石料时露出的疲惫表情，有些是他蹲在工棚外吃冷饭的样子，还有一张，是他上个月在工地摔倒，胳膊缝了七针的伤口特写。
“多好的小伙子。”金先生轻声说，“在那种地方干活，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惜了。”
曲峰懂了。这是威胁。用他的安全，威胁妹妹。
曲婷休学了。她走的那天，千峦县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曲峰送她到县城车站，妹妹穿着单薄的棉衣，围着他去年给她买的红围巾，小脸冻得发白。
“哥，我就去一年。”她努力笑着，“一年后我就回来，继续上学。你等我。”
车开走了。曲峰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直到车尾灯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
一个月后，曲婷寄回来第一封信。信很短，字迹工整，说她在会馆做文员，工作轻松，同事友善。随信还有两千块钱。曲峰觉得不对劲。妹妹的字迹太工整了，工整得像在模仿什么。而且，一个刚工作一个月的文员，哪来的两千块钱？
曲峰偷偷去了省城。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龙腾会馆时，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那保安膀大腰圆，手臂上纹着青龙，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只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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