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的工作在保密状态下高效推进。
两名审计厅的骨干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从湘南惠盈投资有限公司的账目、以及与星城市有关部门的资金往来中，发现了多处疑点。
顺着这些线索，结合从国土、规划等部门调取的审批档案，一个清晰的利益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调查发现，在CBD核心地块（原水泥厂）从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的过程中，相关审批环节存在明显的人为加速和“特事特办”迹象。
而湘南惠盈投资公司在获得土地使用权后不久，其账目上就出现了数笔大额资金流出，最终通过复杂的多次转账，流向了数个与星城市副市长吕春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曾左丹关系密切亲属控制的公司账户。
此外，还有证据显示，在土地评估环节，评估公司曾受到来自市国土局方面的“非正式关照”，导致评估价值被人为抬高。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证据被固定。
王成功在初步掌握核心证据链后，第一时间向副省长、星城市委书记葛学斌做了专题汇报。
他将调查组获取的证据材料复印件和相关报告呈送给葛学斌，并明确指出了吕春舟、曾左丹涉嫌利用职权，在土地变性、出让、评估等环节为湘南惠盈投资公司提供便利，并收受巨额贿赂的重大嫌疑。
葛学斌看着手中沉甸甸的材料，脸色铁青。
他没想到，在自己眼皮底下，CBD这样的核心项目，竟然滋生出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
震怒之余，他也对王成功高效的工作感到钦佩。
没有犹豫，葛学斌当场指示：“立即将相关证据和线索，移交市纪委，并上报省纪委！请市纪委抽调精干力量，与省调查组密切配合，迅速立案，严肃查处！无论涉及到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在省、市两级纪委的介入下，案件查办速度加快。
吕春舟、曾左丹很快被采取留置措施。
面对铁证，两人的心理防线相继崩溃，交代了与湘南惠盈投资公司的权钱交易过程。
案件还牵扯出市规划局、评估公司等单位的数名相关人员。
而湘南惠盈投资公司方面，随着蔡立新的“消失”和实际控制人的缺位，公司运作陷入混乱。
调查组和纪委顺藤摸瓜，发现该公司在获取CBD核心地块的过程中，还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违规操作等多项违法行为。
最终，这些违法责任，被认定由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一名年仅23岁、刚刚大学毕业、实则对公司运作一无所知的女大学生承担。
她被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成为了这起复杂土地腐败案中，一个令人唏嘘的“交代”。
接下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压下，星城市政府迅速按照工业用地征收标准，与已实质上被接管的湘南惠盈投资公司以55万元一亩的价格签订了补偿协议。
影响“强省会”核心项目推进的一块“顽石”，在雷霆万钧的组合拳下，被彻底粉碎。
风暴过后，湘南省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
最大的变化，来自省政府的权力核心层。
杨文涛的提前离开，他留下的常务副省长位置，成了一个关键的空缺。
这个位置不仅仅是省政府的“大管家”，更是进入省委常委会、参与全省最高决策的“门票”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省委对此的决策迅速而明确。
在短暂的酝酿和必要的程序后，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并报请中央同意，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正式公布：
任命何勇同志为湘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常务副省长，负责省政府常务工作。
一纸任命，重若千钧。
这不仅是职位的平移，更是权力和地位的实质性跃升。
常务副省长，意味着何勇正式成为了省政府的“二号人物”，全面主持省政府的常务工作。
更重要的是，按照惯例，常务副省长是当然的省委常委。
何勇的名字，从此出现在了湘南省最高决策机构，省委常委会的名单上。
他不仅仅是省政府的领导，更是省委的领导，其话语权和影响力，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
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分工的调整。
省长办公会很快明确了各位副省长的分工。
何勇主管的领域发生了显着变化：原本主管的水利厅被调出，省财政厅、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两个堪称全省经济命脉和钱袋子的核心权重部门，被划归何勇主管。
财政厅，掌管着全省的钱袋子，预算、拨款、财政政策，无一不关乎全省发展大局和各方利益。
国资委，监管着庞大的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是全省经济的中流砥柱，也是改革攻坚的关键领域。
将这两个部门交给何勇，既是对他能力的极大信任，也标志着他在省政府内部的权威和实际掌控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权力的象征，有时就体现在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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