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做很多事。”张宗兴接话，“但不是为了发财——至少不只是为了发财。”
他走回桌边坐下，压低声音：
“我们可以建立三条线。第一条，物资线。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从东南亚、欧美采购军需物资，转运内地。杜先生，你在商界的人脉，可以做这件事。”
杜月笙沉吟：“风险不小。日本人会盯着，英国人也会盯着。”
“所以要做得隐蔽。”张宗兴说，“用贸易公司的名义，正常报关，正常运输。但要有一套暗中的渠道，专门运送敏感物资——药品、电台零件、特种钢材。这些，司徒先生的洪门弟兄可以负责运输。”
司徒美堂点头：“这个不难。洪门在海外各埠都有堂口，船队、码头都有自己人。”
“第二条线，是情报线。”张宗兴继续说，“香港会聚集各方势力——重庆的、延安的、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情报网络，不仅要获取日本人的情报，还要了解各方的动态。”
他看向杜月笙：“杜先生，你在香港上层有不少朋友。有些消息，只有那个圈子里的人才知道。”
杜月笙会意：“我明白。茶话会、舞会、马场，那些地方，消息比报纸还快。”
“第三条线，是人。”张宗兴的声音更低了，
“战争一开，会有无数人从内地逃到香港。”
“知识分子、学生、技术人员、抗日志士……这些人，是中国未来的种子。我们要想办法保护他们，安置他们，有朝一日，送他们回去重建国家。”
司徒美堂皱眉：“这条线最难。人多眼杂，容易暴露。”
“所以不能在香港长期安置。”张宗兴说，
“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在香港短暂停留，确认身份，提供基本保障。第二步，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大后方——去重庆，或者去延安。”
他说到“延安”时，顿了顿。
杜月笙敏锐地察觉到了：“宗兴，你提到延安……是有什么打算？”
张宗兴没有隐瞒：“我接触过那边的人。”
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
煤油灯的火苗又跳了一下。
杜月笙缓缓道：“这是条险路。重庆那边，不会高兴的。”
“我知道。”张宗兴说，“但战争时期，最忌讳的就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重庆要帮，延安也要帮。说到底，他们都是在打日本人。”
司徒美堂笑了：“这话说得痛快！什么党什么派，只要能打鬼子，就是好汉！”
杜月笙却想得更深：“但这样一来，咱们就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了。重庆会猜忌我们，延安未必完全信任我们，日本人更是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需要两位的帮助。”张宗兴坦诚地说，“我一个人，做不成这些事。需要杜先生的财力人脉，需要司徒先生的人手渠道。更需要两位的智慧——在香港这个棋盘上，咱们得走一步，看三步。”
杜月笙沉默了。
他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慢慢喝着。
这位上海滩皇帝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但眼下的局面，依然让他感到沉重。
过了好一会儿，他放下茶杯。
“宗兴，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杜月笙缓缓道，“但有一个问题，你得先回答我。”
“杜先生请问。”
“你图什么？”杜月笙盯着他的眼睛，“你说不是为了发财，那为了什么？为了名？为了权？还是……”
“为了不死。”张宗兴打断他。
杜月笙怔住了。
“杜老哥，您刚才说，如果中国亡了，您连狗都不如。”张宗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我不想到那一天。我读过史书，看过历代兴亡——亡国之人是什么下场？是扬州十日，是嘉定三屠，是子子孙孙为奴为婢，是脊梁骨被一寸寸打断，再也直不起来。”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雨还在下，远处的灯光在雨幕中摇曳。
“我在上海滩见过日本人怎么对待中国人。”张宗兴没有回头，
“他们在虹口公园门口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们在租界里随意抓捕、刑讯、杀人。他们看中国人的眼神，不是看人的眼神——是看牲口，看物件。”
他转过身，脸上有一种刀刻般的坚毅：“我算过一笔账。这场战争，日本人的工业是我们的十倍，军力是我们的五倍，海军空军我们几乎没有。硬碰硬，我们打不赢。”
“那你还……”司徒美堂忍不住开口。
“但我们有四万万人。”张宗兴说，
“四万万不肯做奴隶的人。日本可以占领我们的城市，但占领不了每一寸土地；可以杀死我们的人，但杀不绝反抗的心。战争会很长，很苦，会死很多人——但只要我们不死绝，只要我们还在打，他们就得源源不断往这个泥潭里填人命、填资源。”
他走回桌边，双手撑着桌面，身体前倾：“日本人撑不起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他们的国力不够，他们的野心太大。时间在我们这边——只要我们撑得住，拖得起，用空间换时间，用血肉换喘息，总有一天，局势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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