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夏天热得像蒸笼。陈默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混着煤烟味、江水腥味和码头特有的汗酸味。
报道班的集合地点在汉口的一栋灰色小楼里，离江边不远。陈默到的时候，楼里已经有人了。几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在走廊里抽烟聊天，看见他进来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他上了二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把皮箱放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此起彼伏，对岸的武昌在热浪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没有干透的水墨画。
他在武汉的第一天没有出门，在房间里整理此行的资料。报道班的行程安排、第11军的作战计划、衡阳的兵力部署。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过了好几遍，每过一遍都会冒出新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找到答案，找不到答案就只能猜，猜错了就是命。他合上笔记本，揉了揉太阳穴。
第二天，他去江边走了走。不是闲逛，是熟悉地形，这是他的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先把周边的路摸清楚。哪条路通向哪里，哪个巷子是死胡同，哪个码头几点有船。这些信息平时用不上，但用上的时候就是救命的时候。他沿着江岸走了很远，路过一个码头的时候停下来，看着一艘货船正在卸货。扛包的工人在跳板上走，喊着号子，一声长一声短。
他在码头上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回走。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人蹲在码头的角落里，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脸上抹着油污，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码头苦力。他正在修一艘小舢板，手里拿着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船板。动作很慢，每一锤都不轻不重，像是怕把船板敲裂了。他蹲在那里，腰背微微佝偻着，草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陈默认出了他。
不是因为那张脸，是因为那双手。那双手握锤的姿势——食指搭在锤柄上，其余四指收拢，虎口紧贴锤柄。这种握法不是干苦力的人会的，是握枪的人才会的。教官当年在训练场上说过——“你们这些人，以后握枪的时候比握手的时候多。把枪握好了，命就长一半。”那个人握锤的姿势和当年握枪的姿势一模一样。
哑巴。
陈默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不到半秒。他继续往前走，脚步不紧不慢。从那个人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锤子在半空中顿了一下。
两张脸在那一瞬间对上了。两张都变了，比以前瘦了，老了，眼角的纹路多了。但眼睛没变。哑巴的眼睛还是那样，不大，但很深，像两口没有底的井，你往里扔什么都听不到回响。他看了陈默一眼，只一眼，就低下头继续敲船板。锤子落下去，笃，笃，笃。
陈默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停，没有回头。他走出码头，走到大街上，汇入人流，像一滴水掉进了河里。
培训班的日子是几年前的事了，但陈默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在重庆郊区一座破旧的院子里，二十几个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哑巴是他的室友，睡他对面那张床。哑巴真的很不爱说话，一天说不了十句。但他不孤僻，有人找他说话，他会听，会点头，会摇头，会用最简单的词回答。是，不是，好，行。他的声音很低，哑哑的，所以大家叫他哑巴。
他们在一起待了一年。一年里他们一起出操，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在深夜的操场上跑步。哑巴跑得很慢，但从不偷懒。别人跑十圈，他也跑十圈，别人停了他还在跑，问他怎么不停，他说“再跑一圈”。他永远比别人多跑一圈，比别人多练一个小时，比别人多背一页密码本。他不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用功的。
结业那天，哑巴走到他面前，伸出手。他们握了手，没有说话。然后他背起背包走了，走出院子，走上山路，走进那片茫茫的晨雾里。陈默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雾吞没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直到今天。
陈默走在大街上，脚步很稳，心里在翻江倒海。哑巴在武汉。他是重庆方面的人，潜伏在这里，做着和他一样的事。他们的任务不同，上线不同，情报渠道也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是谁。即使在码头那种地方偶遇，即使认出了对方，也不能打招呼，不能说话，不能有任何让旁人觉得异常的反应。他们必须装作不认识。因为在这个行当里，认识一个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认识你的人越多，炸弹越多，不知道哪一颗会在什么时候爆炸。
陈默回到那栋灰色小楼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在门口遇到了报道班的一个同事，姓田中的日本记者。田中问他去哪里了，他说去江边走了走。田中点了点头没有追问，跟他一起上了楼，在走廊里分了手。陈默推开房间的门，没有开灯，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江面上有船经过，船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一只在眨眼的萤火虫。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江水里，随着波浪晃动，碎成一地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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