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的工农兵商店还亮着灯，昏黄的灯光透过蒙着薄雪灰的橱窗渗出来，把“抓革命，促生产”的红漆标语照得有些发暗。那字，像是被无数次风吹雨打后没了力气，蔫蔫地粘在玻璃上。
张义芝站在自家院门口，手无意识地攥着蓝布衫的衣角，看着桂珍的影子，手里拎着空了的布包，拐进隔壁的院子，才慢慢转过身。
门轴“吱呀”一声，带着铁锈的涩味，像是老物件在低声叹气。她抬手抹了把额头，夜已经凉了，手心却沾了层薄汗，黏在额角的碎发上，很不舒服。
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传来宣传车的喇叭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被风刮得断断续续，落在耳朵里，反倒让心里更乱。
这四个孩子，没一个让她省心的。老大月英今年二十一，在制绳厂当政工干事，天天跟着“大联畴”的人泡在厂里，要么组织学习，要么写大字报，忙得脚不沾地。前阵子王婶来提亲，说的是客运站的干事，转业军人，人老实，家里还有三间红砖房，结果月英倒好，当着人家的面就说“现在是革命时期，个人问题往后放”，把王婶噎得脸通红，摔门就走，后来再没人敢上门。
唯一的儿子小季更不让人放心。刚上高中就跟着同学入了“五一六”，整天在外面跑，说是要“揪斗走资派”，跟月英的“大联畴”成了对头。
上次回家拿粮票，姐弟俩在屋里吵起来，月英说他“搞极端”，小季骂姐姐“保皇派”，最后小季摔了个搪瓷碗，至今快一个月没着家，连件换洗衣物都是托同学捎来的。
老嘎达小军才十四，满心盼着能上学，结果学校停了课，只能在家待着。天天就窝在屋里翻以前的旧课本，问她以后想干啥，她就低着头说“不知道”。
只有老二俊英，性子刚烈，知冷知热。每天下班回家先把屋里扫了，再去井台挑水，晚上还帮她缝补衣服，是家里最贴心的孩子。可偏偏就是这个贴心的，要出嫁了。
张义芝的心像被风吹散的棉絮，飘得到处都是，抓不住一点实底。
她拖着灌了铅似的脚步进了屋，煤油灯的光忽闪了一下，把屋里的陈设照得明明灭灭：靠墙摆着的旧木柜是她嫁过来时带的陪嫁，柜门上的红漆已经掉得斑驳；墙上贴着的《主席语录》画片，边角被烟火熏得发黄；炕梢的墙上，还挂着丈夫刘庆云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穿着黑色长袍，表情严肃，那是他刚来东北的时候拍的，也是唯一一张留下来的照片。
俊英从炕沿上直起身子，炕桌还没收拾，摆着桂珍带来的糖块和瓜子。粗瓷盘子里，几颗水果糖的糖纸亮晶晶的。
她把垂到胸前的麻花辫往身后捋了捋，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炕席的缝隙，那是刘庆云在世时编的苇席。
当年刘庆云从大辽河边挑了最韧的苇子，晒了半个月，夜里就坐在炕边编，边编边教俊英认上面的“人字纹”，如今席子边缘已经磨得发毛，缝隙里还嵌着些经年的灰尘。
娘俩坐在炕上，中间隔着半尺远的距离。
炕洞里的火早就熄了，余温透过炕面慢慢散着，暖乎乎的，却驱不散屋里的沉闷。
煤油灯芯偶尔“噼啪”响一声，溅起一点火星，把娘俩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拉得老长，像两个孤零零的树桩。
“妈，我不想出嫁。”俊英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母亲的脆弱，又像怕戳破了屋里的寂静，“我大姐还没说人家呢，哪有妹妹先嫁的道理？再说……再说大姐和小季还没回来，小军她们要求上山下乡，早晚得下乡去农村，我走了，家里就剩您自己了。”
张义芝刚端起的搪瓷缸子顿在炕桌上，发出“当啷”一声响。缸子上印着的“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被溅出的茶水浸上了一圈浅褐色的光环，像给那几个字蒙了层雾。
她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你们姐俩一个两个的不出门子，是想让你弟弟打一辈子光棍吗？”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街坊邻居都在背后嚼舌根，说咱家俩大姑子一个小姑子守着弟弟，哪家闺女肯嫁过来？你弟弟明年就十八了，再拖两年，好人家都被挑完了！到时候他打了光棍，你爹在地下都闭不上眼！”
俊英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她攥紧了衣角，藏蓝色的劳动布被捏出深深的褶皱，指腹都泛了白：“可我都不认识他……就凭一张照片、一张庚帖，就要把我嫁过去？夏德昇他是什么性子，好不好相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跟把我推进陌生人家里有啥区别？”
她想说，她在工农兵商店一个月能挣二十七块五，不比当兵的工资低，凭啥要为了弟弟的婚事牺牲自己？想说小季现在连家都不回，娶媳妇的事根本不用急；想说她怕，怕像母亲当年那样，嫁给一个没见过面的人，在陌生的家里小心翼翼，受了委屈都没人说。
可话到嘴边，看着母亲这些年来熬出的白发，又咽了回去，只剩下哽咽的抽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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