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店里很安静。
窗外的梧桐叶子已经开始泛黄，风不大，但树影在玻璃上慢慢晃，像是有人在轻轻摇着时间。书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水壶在电磁炉上咕嘟响了一声，又安静下来。
我正整理一排旧书，听见门被推开。
那是一种很轻的声音，没有急促，也没有犹豫。进来的人脚步很稳，却显得有些疲惫。
他看上去四十多岁，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色夹克，里面是衬衫，扣子扣得一丝不苟。鞋子擦得很干净，但鞋跟有明显磨损。他站在门口看了一圈，目光落在“心理咨询”那块小牌子上，又停了一下，才慢慢走过来。
他没有立刻坐下，而是先问我：“能聊聊吗？”
我点头，把对面的椅子拉开。
他坐下后，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那是一种长期坐在窗口里形成的姿态，很难放松。
我给他倒了一杯热水，他接过去，说了声谢谢，声音不大，却很清晰。
“我是税务局的。”他说。
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没有自豪，也没有回避，像是在报一个与情绪无关的事实。
他说自己在窗口工作了快二十年，从最早的手写票据，到现在的系统操作，政策改了一轮又一轮，人也换了一批又一批。
“你们可能觉得，我们就是收钱的。”他说这句话时，没有苦笑，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讲起每天的工作。早上七点半到岗，八点准时开窗。系统一开，号码就开始往外跳。有人排了一早上的队，一肚子火气；有人因为一条政策没看懂，反复质问；也有人拍着窗口骂，骂政府，骂制度，最后把所有怨气都砸在窗口这块玻璃上。
“可玻璃后面也是人。”他说。
有一次，一个小老板来办税，账目不合规，被系统卡住。那人红着眼睛拍桌子，说再这样下去就只能关门，十几个工人没饭吃。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他说，“我也知道政策没有错，可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
他说那天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突然没胃口，孩子在写作业，问他一个数学题，他却怎么也集中不了注意力。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他看着我，“就是你每天都在做‘对的事’，但心里却越来越空。”
他说起另一个细节。
有一年，他们查到一家公司偷税，数额不小，按规定必须严惩。那家公司负责人找到他，没送礼，只是坐在他对面，说了一句话：“我不是不想交，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没法帮他。”他说，“我甚至没资格多安慰一句。”
后来那家公司倒闭，工人散了。他偶尔在街上遇见其中一个原来的员工，在路边摆摊。那人认出了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继续卖东西。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逃。”他说。
他说自己不是没想过换工作，可年龄、家庭、孩子、房贷，把他牢牢按在原地。每天穿同样的衣服，走同样的路，在同样的窗口后面，说同样的话。
“最可怕的不是被骂。”他说，“是你慢慢不再觉得被骂有什么问题。”
他停了一下，手指轻轻摩挲着杯壁。
“我发现我开始麻木。”他说，“有人哭，我没感觉；有人求，我心里只剩流程。”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但并不颤抖。那不是情绪失控，而是一种被时间磨平之后的疲惫。
我问他，是什么让他今天走进这里。
他说，前几天有个年轻人来办税，是刚创业的，手续没弄全，被退回去三次。第四次来的时候，那年轻人突然在窗口前哭了。
“不是嚎，是那种憋着的哭。”他说，“像怕别人看见。”
那一刻，他突然很想走出窗口，拍拍对方的肩，告诉他慢慢来。但他没有。
下班后，他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墙上的标语看了很久。
“我突然意识到，”他说，“如果我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变成我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他说完这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终于把什么放下了一点。
我没有立刻说话，只是让沉默在两人之间停留了一会儿。
有些职业，站在制度的一端；有些人，却站在制度和人之间。站得越久，越容易被撕裂。
我对他说：“你还会为别人的哭难受，说明你还没麻木。”
他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笑得很轻。
“是啊。”他说，“所以我才害怕。”
他走的时候，天已经暗了。灯亮起来，书店里显得比白天更安静。
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谢谢你听我说这些。”
我点头，看着他走进夜色里。
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亮起，人流重新涌上街头。明天，他还是会坐在那个窗口后面。
但至少今晚，他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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