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已经显现出至关重要的地位，除非他们夺取司隶校尉名义上掌控的，崤山之下的函谷关。
南部和益州，也要把秦岭瓜分瓜分，不可能把秦岭偌大山脉地区，全给了易守难攻的汉中，关中至少要有防守的能力和要害。
这一大圈，圈下来，就是雍州三司和八郡太守的工作范围，也是权力范围。
出了这个圈，他们的政令，法则，都将毫无作用。
其他各州，都不会给半点颜色。
汉末的情况，就是各地以州为单位，权力极度膨胀，无视中央朝廷，是常规操作。
刘和安排好以后，就火速离开。
因为他发现，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况。
如果他照搬益州，荆州的模式。
穷困的凉州，雍州，肯定要搞出天灾人祸。
他在雍凉前后迟滞了五个月，下达到政令，军令多达3万多条。搞得各郡太守三司衙门疲于奔命。满宠，荀彧等人，固然学究天人。
但也跟不上刘和这种天马行空的指挥。
于是，他果断的“走”。后续就是下面各级官僚，按照他的“理念”，进行适当性“本地化”。
如果他在当场，
这种本地化是会让官员们，非常顾虑的。
所以他走了，强大的，十万人组成的雍凉八旗军，却一个都没走。他们拿到土地的，需要组织家人开垦土地，或者种植牧草。如果没有拿到，新加入的，就需要进行圈地。
这个实际上，到三月份已经基本上结束，就连原来毛都不剩的平民老百姓，都分到了百亩耕地，或者600亩草场。
之所以不给更多，完全是当时一家之力，只能看住这么大面积土地，至于完全耕种，或者重新种植培育草场。那都不现实。没有机械化的古代，一家就拿四五个人，怎么可能搞得定。所以轮耕就是常用模式。也就是今年种东边这一块，就让西边那一块自动长草，长各种树木。等到秋天，草木枯黄，一把火把西边烧了，然后开垦西边的，东边的荒着。反复如此。牧场就好搞，哪里水草茂盛，就把牛羊赶到哪里去。只要不出界，跑别人牧场。
基本上随便造。
由于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实际上州郡对底层经济的控制，远没有现代那么严密。
农业也好，牧业也好，都是靠天吃饭的慢速经济。
一年四季的农忙和农闲，往往区分的非常明显。
帐下文武，实际上都非常聪明，或许刘和刚拿出很多划时代设计产品，这些人当时会吃惊，但几个月后，他们就习以为然了。比如，他搞出来以家庭为单位的，棉毛羊毛纺织机。
于是各郡也就知道怎么弄得。
就和推广红薯一样，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吃饭喝水，其次就是穿衣住宿，穿衣还在住宿前面。
纺织业的发展，能很好解决社会衣服严重供给不足的问题。至于原材料的棉花和羊毛。
都很好解决，无非就是鼓励百姓种植，畜牧。
古人并没有现代人想象中那么古板，刻板。
说实话，能从大自然激烈竞争中杀出来，并且远远甩开其他动物，独霸地球，人类的聪明劲，远非一般人能想象。
刘和走了，但他留下了大量恢复生产的钱财。壮大军队的兵器，能征善战，文韬武略的文武大臣。
这些人留下了。
就导致新投靠的荀攸，突然冒头了。
因为，刘和发现，帐下聪明人，突然变少了。
但回过味儿来，那些人留在自己身边，当个舔狗，没啥意义。
还不如让他们利用自己给的权力，做点事情。
“自古以来权都出自上，而非下，国会的出现，臣下很难理解。”不仅仅荀攸如此，其他新投的雍凉派官员，甚至荆州官员，也不能理解。
“自黄巾暴乱以来，先帝废使设牧，导致中央地方权力急剧失衡。朝廷虽然试图通过增设三司分州牧之权，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不受管束的地方，一旦拥有无法无天的权利，是很难收住手的。这就出现，中央想管，没能力管，没实力管。如果逼急了，甚至还会出现举州叛乱的局面。既然朝廷管不了，那就只能从各州内部找办法。按照亚圣孟子说的，民贵君轻的逻辑，让老百姓亲自参与选举，制衡，以民意代表的形式监督地方，效果远比朝廷强压更好。既然州牧的权利不再出于天，那就只能来源地，什么是地，就是供养他们的老百姓，组成军队的老百姓。”
荀攸等人懂了，简单地说，就是朝廷管不了了。但各地州牧还需要源源不断产生。各州都不听朝廷的了，怎么可能允许朝廷任命他们的一把手。
于是内部调和，通过一种相对公平的模式，也就是国会选举的形式，担任州牧等长官。就是一种新的，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更何况国会也好，元老院也好，只要里面不是一个人独揽权力。那么就不可能选出独裁者，肯定要选出符合大多数利益的领袖。”刘和这句话点头了。
荀攸多聪明的人啊。立即就懂了。
各县按照人数选出的州代表，肯定代表当地利益。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地方，就决定了，他们的利益很难完全一致。
只要利益是冲突的，就会有矛盾。甚至是仇恨，就会互相制约。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仇人长期上位。
这种模式，最大限度把内部矛盾集中在国会和元老院解决。有人说，封建时代，产生不了民主选举制。
嗯，西方奴隶时代都能产生，封建时代怎么可能产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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