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港地，《东方日报》上刊登了这一新闻。
名为《余切捐献内地稿酬：慈善第一人》。
作者是武侠家温瑞安，他直白道：“捐款一事，在文化界历来流行；港地这边文艺界人士捐款占总捐款约6%到9%，远远超过所持有财富比例，此乃华人社会的特色。”
“然而文化界人士虽然捐款，却害怕留下名字，更不愿亲力亲为，我把这称之为‘文人假清高’的怪现象！余切好就好在开了个好头，其他人也知道怎么做了。”
说到情深处，温瑞安甚至用一句“做慈善一定要懂慈善”来形容。
查良庸在自家豪宅看到这篇文章，心里也对余切服气起来。
他多少对大陆有些了解，个人慈善基金这种事情，只怕是余切以一己之力推动，他未必得到什么好处，如若出了什么差错，反而惹得一身骚。
这便是为什么文人捐款，向来不愿亲力亲为。
因为他们首先要求得“名”，有一个好的公众形象，慈善还是次要因素。
查良庸问自己老婆李乐怡：“当年我和余切电视辩论，虽然我辩不过他，其实心里面很不服气……现在看来，我还是错了。”
“你到底错在了哪里？”
李乐怡比查良庸小很多岁，看起来简直天真浪漫。
查良庸没什么防备，实话实说：“一个是九龙城寨一事，他看的比我深，港英政府迟来的拆迁补偿是小气候，其作为华人社会团结标杆是大气候。”
“还有呢？只有这几句话吗？”
“当然还有了。”查良庸道，“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说明他是真心关爱同胞。他不是一个虚伪文人，那种到处靠骂战来成名的俗人……他比李傲那种人强了太多。”
李乐怡一听就笑了：“原来你还是对余教授有意见，我以为你早就放下了。”
放下？
查良庸心头发苦：我生平丢了大脸，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不多，哪能说放下就放下？
他可是毁了我的政治前途！
自那之后，查良庸只晓得江湖之远，不晓得庙堂之高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人人都觉得他从政眼高手低，最好还是写他的去吧。查良庸自觉羞愧，早已辞去了港地委员一职。
下午，他的朋友杨振宁上门拜访，两人喝茶、下围棋。
查良庸问道：“你不是应该在讲学吗？怎会来特意找我？”
“我太久没见你了，特意来和你玩一阵子。”
不久后，杨振宁提出“我打算在《明报》上写篇文章，不知道你允不允许？”
“我早已经不再管理《明报》了，你无需来问我意见。”
“这次不一样！”杨振宁说。“我要写的文章，和余切有关系……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算是半个死对头了。我在你的地盘写他的文章，要问你的意见。”
“你也要写他那个慈善基金会？”
你果然知道！杨振宁露出这个表情。
随后，杨振宁甚至劝说起查良庸来。“将来余切再来港地，我希望作为你们的和解人，达成你们的世纪大和解。他既年轻，又受人喜欢，你永远也搞不过他的。”
查良庸无可奈何：“你们都写吧，何苦来问我？”
杨振宁就在港中文的办公室写文章。
他在港地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港中文教授，另一个是《明报》的特约撰稿人。杨振宁其实很擅长写文章，也善于游说政界、商界大佬，他经常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拿到更多人的支持。
两弹一星宣传和杨振宁有直接关系（他认为）。80年他回国见乔公，提出建议：把这些功臣的名字公布出来。
乔公问：这样搞有什么好处？
杨振宁说：国外都已知晓，反而中国内部神神秘秘，国防科技条件很艰苦，苦熬一辈子却被湮没会打击年轻一代投身这个领域的积极性。
乔公应允了。
于是，他的老友邓先得以在生命末年对家人实话实说：我其实在为祖国的国防做贡献。
邓先在全国成名已经是更后来的事情了，但他能披露自己的工作已经很重要。邓先的老丈人曾看过“邱小姐”爆炸的新闻，拍手道“哪个人搞出来的，他真厉害！”
当时，邓先也被老丈人问到此事，可惜却只能跟着附和，“这人真厉害，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余切生在一个好时代。
或是早一点，或是晚一点，他都无法达到现在的成就。
对于余切搞的慈善基金，杨振宁尤其支持。
杨振宁在文章中写道：“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而此四条件中国已基本上或即将具备了。”
“我们最为缺乏的是经济支持，因为政府无法支持到每一方面，在一些更为精细的领域中，需要有识之士站出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充分的利用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这方面，余切所成立的基金会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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