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孔玉刀土于二里头遗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文物，长60.4-65厘米、宽9.5厘米，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各有两组对称的扉牙；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龙长64.5、中部最宽处4厘米。它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尖内蜷，若游动状。绿松石龙形器的龙首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
网格纹青铜鼎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区，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二里头遗址青铜鼎的出现，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又名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区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葬。长16.5、宽8-11厘米，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纽。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加工精巧，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系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龙形牙璋出土于二里头遗址VM3区，长48.1厘米，中宽11.4厘米，全器由器身、柄、阑组成，造型精美，器型庞大，气势恢宏。阑部扉牙或表现张嘴的龙头及龙身。牙璋作为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之一，仅为高级贵族专用。牙璋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乳钉纹青铜爵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区，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槽状长流，流折处有钉形短柱，腹部凸线列乳钉纹。其长流尖尾，清逸舒展，造型夸张，形态修长，极富美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白陶斗笠形器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组瓷器，共3件，直径分别为4.85、5.9、4.8厘米，高分别为2.18、2.85、2.44厘米。和绿松石龙出自同一墓葬。正面似斗笠，背面螺旋形，中心有细小圆孔，每件与一个绿松石珠同出。可能同为墓主帽子上的装饰。
骨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区，高2.2厘米，宽0.75—0.95厘米，使用动物骨骼雕刻制作，通体抛光，是不可多得的微雕精品。
铜圆形器出自二里头遗址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葬。圆片形，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周边镶嵌61块长方形绿松石片，大小相同，排列均匀，形似钟表刻度。中间镶嵌两圈十字形绿松石片，外周较大，内周较小，每周13个，相间排列。61*6=366，366和13与《尚书·尧典》所载夏历闰年天数和相合，有专家认为此器为天文历法用品。正面最少蒙有六层粗细不同的四种布，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分别为8*8根和52*14根，背面也有布纹痕。可见当时天文历法、铜器铸造和纺织方面的高超水平。
陶簋出土于湖北省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属于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300-3900年），通高23.4、口径31、腹径29.5厘米，白陶烧制，体型庞大。石家河文化原为长江中游地区的一种文化类型，随着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南下被迫中断，衍生出一种融合了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因素的新的文化类型——后石家河文化，其器物兼具了中原和南方地区的特色，为显示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典型代表。 4]
陶鼎出土于王城岗遗址，口小腹圆，下部有三个支撑的乳状鼎足，故又名“乳足鼎”。在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众多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其中包括着名的王城岗大城遗址。
陶盉出土于禹会村遗址，通高21厘米，单把，颈、流部位均残缺，红陶烧制。禹会村遗址发现遗迹、遗物众多，遗址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包括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江汉平原文化因素和禹会村自身文化因素在内的多种器物风格，这件陶盉的造型与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陶盉十分相似，表现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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