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7日，星期一，北京的寒风刮过三里河灰色的办公楼群。肖向东握着那个蓝色封皮的聘书，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四楼会议室的门外，深深吸了一口气。门内传来低沉的讨论声，那是他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熟悉的是讨论改革、发展、困境的语言，陌生的是这个场合的重量。
他推门进去。椭圆形会议桌旁坐了十几个人，大部分年龄比他大上一轮，穿着深色中山装或西装，面前摊着笔记本和文件。会议室里弥漫着茶叶和香烟的味道，还有某种无形的压力。
“小肖来了。”主持会议的是中心副主任，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经济学家，“坐吧，今天我们讨论1987年外贸体制改革思路。”
肖向东在靠门的位置坐下，打开笔记本。他的手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那行烫金字上停留了一秒——四天前，12月3日，这份聘书送到他手中；今天，12月7日，他就坐进了这个影响国家政策的地方。
“先请外贸研究所的同志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副主任说。
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研究员开始汇报。数据很详实：1986年1-11月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变化、主要贸易伙伴结构……但肖向东听着听着，感觉少了什么。直到汇报结束，他才明白——少了企业的声音，少了那些在广交会展位上讨价还价、在海关为批文奔波、在车间调试进口设备的人的声音。
“我补充一点情况。”肖向东举起手，所有人的目光转过来，“我在深圳和上海接触过一些出口企业，他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不是关税，不是配额，是外汇留成比例太低。”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外贸所的研究员皱眉：“留成比例有国家统一规定……”
“规定是死的，企业是活的。”肖向东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这是深圳三家电子厂的调查数据。他们出口创汇一百万美元，按现行比例只能留成十五万，剩下的八十五万强制结汇给国家。但企业进口关键元器件、支付技术许可费、甚至购买必要的检测设备，都需要外汇。十五万不够用，他们就只能想办法——有的通过香港亲戚换汇，有的接受外商‘特殊支付方式’，有的甚至做假出口。”
他把材料递给旁边的人传阅：“这不是个案。我调研了二十七家出口型企业，二十一家反映外汇留成不足。结果就是——明明可以扩大出口的企业不敢接大单，因为外汇不够买原材料；明明可以升级技术的企业不敢引进设备，因为付不起外汇。”
一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老同志开口了，肖向东认得他——是计委的老专家：“小肖同志，你这个情况很重要。但外汇是国家战略资源，如果都留给企业，国家重点项目怎么办？引进重大技术怎么办？”
问题很尖锐。肖向东早有准备：“我不是说全部留给企业。但可以分层次、分行业制定差别化留成比例。比如高科技产品出口，留成比例可以提高；比如企业用留成外汇进口先进设备或技术，可以给予额外奖励。这样既调动企业积极性，又引导外汇用在刀刃上。”
“怎么监督？怎么防止企业把外汇用在不当之处？”
“建立外汇使用申报和核查制度。企业每笔留成外汇的用途都要备案，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抽查。”肖向东说得很流畅，这些思路在他脑子里已经酝酿了很久，“关键是要相信大多数企业是想好好发展的，不是想钻空子的。”
讨论展开了。有人支持，认为这是解决出口企业实际困难的好办法；有人担忧，认为会冲击外汇管理体制；还有人提出折中方案——先在特区试点。
会议开到中午十二点半才结束。肖向东收拾东西时，副主任走过来：“小肖，下午两点在小会议室，有个小范围讨论，关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你也参加。”
“好的。”
“另外，”副主任压低声音，“你上午讲的内容，整理一个简明材料，不超过三页，明天给我。”
这是机会。肖向东心头一热：“我下午就整理出来。”
走出中心大楼时，寒风扑面而来，但肖向东觉得浑身发热。九年了，从在地窖里偷学知识，到在近春园讨论思想，到在深圳闯荡市场，到今天在这里讨论国家政策——这条路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更接近核心。
然而他没想到，平台也是囚笼。
下午的小范围讨论只有七个人参加，主题是“如何提高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率”。肖向东结合北斗科技接触的案例，讲了引进重硬件轻软件、重使用轻学习、重进口轻创新等问题，提出了建立“引进项目后评估制度”的建议。
讨论很热烈。结束时，一位一直没怎么发言的老专家突然问：“小肖，你提到的那家石家庄纺织厂，引进德国整经机后完全依赖外方，这个案例很典型。但我想知道——你在调研时，有没有发现企业负责人有什么难处？他们为什么不组织技术人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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