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肖向东裹着军大衣从清华出版社走出来时，传达室的老赵叫住了他：“肖老师，有您的挂号信——国务院来的！”
“国务院”三个字像有魔力，让出版社门口几个等班车的编辑都转过头来。肖向东接过那个牛皮纸大信封，手感很厚，右下角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红色字样。邮戳是昨天，寄件人地址是西城区三里河。
他没有立即拆开，而是把信封塞进大衣内袋，蹬上自行车朝清华园方向骑去。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但他的心在发烫。三天前，周教授在电话里含糊地提过一句：“有个机会，可能让你参与更高层面的研究。”他当时没多问，因为知道有些事，成不成都不该提前庆祝。
回到筒子楼宿舍，锁上门，肖向东才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三样东西：一份红头文件，一个蓝色封皮的聘书，还有几份内部研究报告。
红头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增补特约研究员的通知》，正文很短：“经研究决定，增补肖向东同志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聘期两年（1987年1月至1988年12月）。”落款处盖着中心的公章，日期是1986年12月3日。
蓝色聘书的制作很朴素，硬纸板封面，烫金的国徽图案，内页是手写的姓名和聘期，签名的是中心主任——一个在经济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
那几份研究报告才是真正的“干货”：《1987年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价格改革的风险评估》《对外开放新阶段的战略选择》。每份封面都印着“内部资料·注意保管”，有的页码边角还有铅笔写的批注——“此数据需核实”“这个观点可讨论”。
肖向东坐在床沿上，把这三样东西摆在面前，看了很久。十年了，从1976年那个懵懂的穿越者，到此刻收到国务院智库的聘书，这条路走得跌跌撞撞。他想起北大荒的地窖，想起近春园的密谈，想起深圳的荒滩，想起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和打压。
现在，一纸红头文件，好像给这一切做了一个注脚。
但注脚不是句号。他知道，特约研究员不是官职，没有行政级别，甚至没有固定工资——聘书附页的说明写得很清楚：“特约研究员系兼职咨询性质，主要参与课题研究和政策研讨，交通食宿按规定报销，另付咨询费每次50元。”
50元。在1986年，这是一笔体面的报酬，但远谈不上丰厚。这份聘书的价值不在钱，在“资格”——有了这个身份，他可以合法地接触更高层级的内部信息，参与更核心的政策讨论，发出更直接的声音。
电话响了。是周教授。
“收到了？”
“收到了。周老师，谢谢您。”
“不用谢我。”周教授的声音很平静，“是吴敬琏老师推荐的，说你在论坛上的发言‘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基础’。我只是写了封推荐信。”
“但郑卫国那边……”
“郑卫国同志有不同意见，但中心是学术机构，不是行政部门。”周教授说得很含蓄，“学术机构看重的是研究能力。你那些创汇数据、技术报告、改革建议，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挂掉电话，肖向东开始整理思路。特约研究员每年要完成至少一个研究课题，还要参加若干次研讨会。他该选什么课题？技术引进中的消化吸收？科技体制改革？还是继续深化股份制研究？
正想着，有人敲门。是方文敏，手里拎着饭盒。
“听说你收到好东西了？”她一进门就问。
肖向东把聘书递过去。方文敏看了足足三分钟，眼圈红了。
“十年了。”她声音有点哽咽，“终于……终于有地方认可你了。”
“不只是认可我。”肖向东说，“是认可我们这条路。虽然曲折，但方向是对的。”
方文敏擦擦眼睛，打开饭盒：“先吃饭。对了，中心第一次研讨会是什么时候？”
“下周一就有，工作被提前了。主题是‘1987年经济工作重点’。”
“那你准备讲什么？”
肖向东扒了口饭，边嚼边说：“我准备讲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率’问题。现在各地都在引进设备，但重引进轻消化，很多设备用坏了都没人会修，更别说仿制改良了。”
“数据呢？”
“有。北斗科技这些年接触过十七家引进国外设备的企业，我做了统计分析。”肖向东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表格，“完全消化吸收的只有三家，部分消化的六家，完全依赖外方的八家。最典型的是石家庄那家纺织厂，引进的德国整经机，换个传感器都要等德国工程师来，停机一天损失八千块。”
“这个案例好。”方文敏边听边记，“但你要注意措辞。不能说‘盲目引进’，要说‘如何提高引进效益’。”
“明白。”
接下来几天，肖向东埋头准备材料。他调阅了中心资料室能提供的所有相关报告，又通过孙晓芸的关系，拿到了海关总署的部分进口设备统计数据。一个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1980-1986年，全国技术引进项目花费外汇超过120亿美元，但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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