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组离开后的第七天，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旧实验室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金属气味——那是切削液、焊锡松香和陈旧机油混合的味道。三台不同年代的机床占据了实验室大半空间：最左边是苏联1958年产的普通车床，中间是1975年国产的数控铣床，最右边则是一台被拆解得七零八落的日本发那科数控系统原型机。
陈思北蹲在那堆日本设备前，手里的游标卡尺精确到0.02毫米。他已经这样工作了三天，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眼神却亮得惊人。
“找到了。”他突然开口，声音因为长时间沉默而有些沙哑。
肖向东正在整理上午从图书馆借来的日文技术资料，闻言立刻走过来：“什么？”
“伺服系统的速度环增益误差。”陈思北指着示波器上一条微微抖动的波形，“你看这里，在每秒三米的进给速度下，实际位置和指令位置有0.05毫米的滞后。日本人的解决方案是——”他翻开发那科手册的某一页，“用自适应算法实时调整增益参数。而我们的国产系统，”他又指向旁边那台国产铣床的控制柜，“用的是固定参数，所以高速时误差会累积到0.2毫米以上。”
0.15毫米的差距。在普通人眼里微不足道，但在精密加工领域，这是合格品与废品的分界线。
肖向东蹲下身，仔细看着那些波形。他穿越前接触过更先进的伺服技术，知道这确实是核心难题。“思北，你的汉字传呼机项目怎么办？”
“暂时搁置。”陈思北放下卡尺，揉了揉发僵的手指，“传呼机是锦上添花，机床是雪中送炭。上周我回上海，去了一机部下属的机床厂调研。你知道现在国内最先进的数控机床，核心部件进口率是多少吗？”
“多少？”
“92%。”陈思北报出这个数字时，声音里有压抑的愤怒，“数控系统是日本的，伺服电机是德国的，导轨丝杠是瑞士的，我们只做床身铸造和组装。一台售价八十万的加工中心，利润不到五万。而同样的设备，日本卖给我们一百二十万。”
他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摞照片：车间里，工人们围着一台瘫痪的进口机床束手无策；仓库里，堆满了因为精度不达标而报废的零件；财务科，厚厚一叠外汇申请单等着审批。
“这是国家的伤口。”陈思北说，“比股份制争论更现实，比传呼机更紧迫。如果连基础工业的‘心脏’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四个现代化就是空中楼阁。”
肖向东看着那些照片，想起穿越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盛景，也想起那些年“缺芯少魂”的痛。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只是这一世，他有机会在起点参与改变。
“所以你想攻关伺服系统？”
“不是想，是必须。”陈思北站起身，走到那台国产数控铣床前，抚摸着粗糙的操作面板，“这台设备是1975年‘数控机床大会战’的成果，当时集全国之力搞出来的。但现在，已经落后国际水平至少十五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追上去……”
他没有说下去，但肖向东懂了。1979年他们讨论的是“要不要开放”，1984年他们实践的是“怎么改革”，现在，1985年的春天，问题已经具体到“如何攻克核心技术”。
“需要什么支持？”
“三样。”陈思北伸出三根手指，“第一，理论支持。伺服控制涉及自动控制理论、电机学、电力电子，我需要清华相关专业的老师帮助。第二，实验条件。测试需要高精度编码器、扭矩传感器、动态分析仪，这些设备国内很少。第三……”他顿了顿，“政治掩护。”
肖向东皱眉：“什么意思？”
“我收到消息，郑卫国那边在查‘非法技术引进’。”陈思北压低声音，“他查到我们拆解的这台发那科系统，是通过香港的灰色渠道进来的，没有正规进口批文。如果他用这个做文章，我们就是‘窃取技术机密’。”
“但我们是研究……”
“在研究之前，先要活着。”陈思北很现实，“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合法’的名义——国家科研项目、重点攻关课题、或者至少是部委认可的协作任务。”
肖向东陷入沉思。是啊，在中国做事，名义有时候比实质更重要。特别是现在这个敏感时期，任何技术活动都可能被政治化。
“科委的陈研究员可能能帮忙。”他想起上次的调研，“但需要一份有说服力的方案。”
“方案我有。”陈思北从随身笔记本里抽出一份手稿，《关于加快我国数控机床伺服系统自主研制的紧急建议》。只有五页，但数据详实、问题精准、目标明确。
肖向东快速浏览。建议书的核心是：用两年时间，攻克伺服系统三大核心技术——高响应永磁同步电机设计、全数字智能控制算法、精密位置检测反馈；目标性能达到日本同代产品80%的水平；预计需要经费八十万元，组织二十人左右的攻关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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