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清华园，梧桐叶开始泛黄。新学期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这是工程力学系和精密仪器系的合班课，黑板上方挂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横幅——这是今年五月《光明日报》那篇着名文章的核心观点，如今已传遍全国高校。
肖向东坐在第五排靠窗的位置。桌上摊开的不是政治经济学教材，而是一本《国外科技动态》和几张写满运算的草纸。昨晚他和陆文渊通宵讨论“芯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此刻眼皮发沉。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一个基础问题。”讲台上的老师姓吴，是经济系新调来的讲师，据说参加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请大家畅所欲言。”
教室里响起零星的回答：“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郑卫国举手站起来：“我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于生产关系。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者成为国家主人，这决定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依靠集体力量克服。”
他的发言引来一些掌声。吴老师点头：“很好。那么，如何衡量这种优越性呢？用什么标准？”
教室安静了。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在1978年的秋天，却是一个刚刚解冻的禁区。
郑卫国再次开口：“当然是政治标准。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吴老师没有评价，目光扫视教室：“其他同学呢？”
肖向东感觉到方文敏在身后轻轻碰了他一下。他犹豫片刻，举起了手。
“肖向东同学。”
他站起身，教室里的目光聚焦过来。过去几个月，“钢材事件”和“系统论文章”已经让他在系里小有名气——或者说，小有争议。
“我认为，”他开口，声音平稳，“衡量一种经济制度是否优越，首先应该看它是否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
教室里响起轻微的骚动。
“请具体阐述。”吴老师眼睛亮了。
“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取代资本主义，根本原因不是道德上的优越，而是它能容纳更发达的生产力。”肖向东尽量用教科书里的语言，“所以判断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首先要看它能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快的技术进步、更多的物质财富。”
郑卫国立刻反驳：“你这是唯生产力论！毛主席说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如果只讲生产力，不讲阶级斗争，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我没有否定政治的重要性。”肖向东转向他，“但政治的目的是什么？不正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吗？如果一种制度在道义上很完美，却让人民吃不饱饭、用不上电、造不出自己的机器，这种‘优越性’又有什么意义？”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
“你这是在质疑……”郑卫国脸涨红了。
“我没有质疑任何东西。”肖向东截住他的话，“我只是在说一个基本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检验经济制度的实践标准是什么？当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效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吴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生产力标准”四个字，画了个圈。
教室后排一个精密仪器系的学生站起来：“我同意肖向东的观点。我父亲在东北一家机床厂，厂里三十年代的老机器还在用，因为没钱更新。而同期日本的机床厂已经普及数控技术。如果我们只讲政治正确，不面对技术落后的现实，所谓的优越性就是空话。”
“但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另一个学生反驳，“我们不能只看结果，不看手段。”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既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又取得技术进步的结果？”肖向东反问，“如果社会主义在手段上更公平，在结果上更先进，那才是真正的优越。但如果只是手段公平，结果落后，那不过是一种高尚的贫穷。”
这句话太尖锐了。教室里鸦雀无声。
郑卫国猛地站起来：“肖向东！你这种言论非常危险！你这是用技术问题掩盖政治问题，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标准！按照你的逻辑，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什么方法都可以用？那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肖向东迎着他的目光，“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利润，我们可以为了人民福祉；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伴随贫富分化，我们可以让技术进步惠及所有人。但前提是——我们首先得把生产力发展起来。”
他顿了顿，环视教室：“同学们，我们很多人是从农村、从工厂、从兵团考进清华的。你们亲眼见过中国真实的生产力水平：牛耕人拉、手工操作、设备陈旧。如果我们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最紧迫的任务，空谈制度优越性，那就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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