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蹲在德胜门内一处胡同的墙根下，指尖捻着块从土里抠出来的碎瓷片。瓷片胎质细腻，釉色青中带蓝，是典型的永乐青花特征。他用神识往地下探了探，五米之内空空如也，连块像样的石头都没有——这片区域的“地下宝藏”，已经被他扫荡得干干净净。
“差不多了。”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四九城的地下就像个被打翻的百宝箱，从明清的铜钱到民国的银元，从官窑瓷片到寻常百姓家的铜锁，这大半年来，但凡神识能探到的无主之物，几乎都进了他的空间。如今再扫过那些老胡同，地下深处多是夯土和基石，再也难寻像样的物件。
这并非坏事。那些深埋地下的宝贝，与其在土里烂掉，不如被他收起来妥善保存。空间里的“古董区”早已堆不下，他特意清理出一间新的储物室，分门别类码放：青铜器放一排，瓷器另起一格，古籍字画单独用樟木箱装着，连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铜钱，都用棉线串成串，整整齐齐挂在墙上。
地上的东西却动不得。谁家堂屋里摆的花瓶，哪个老柜里藏的首饰，哪怕神识“看”得再清楚，只要能确定是人家的私产，沈言绝不碰分毫。他清楚，地上的物件连着人心，强行取走，跟抢没两样，违背了他“清扫”的初衷。
可手里的钱票实在太多了。
光是从赌场、黑市抄来的银元，就装了满满三木箱，少说也有上万块；金条足有上百根，堆在空间的角落里，闪着沉甸甸的光；各种票证更是成捆成捆的，粮票、布票、工业券，甚至罕见的自行车票、缝纫机票，能从炕头堆到屋顶。
这些东西攥在手里，像捧着团火。
这年头，谁家要是突然拿出几十块银元，都会被人盘问半天；要是敢露金条，怕是立刻就得被拉去审查。沈言深知“财不露白”的道理，这些钱票不能存，更不能随便花，必须想个稳妥的法子“消化”掉。
思来想去，还是买古董最靠谱。
一来，古董这东西保值，甚至会升值，比攥着会贬值的纸币强；二来，买古董是“光明正大”的消费，在信托商店登记、付款，有根有据，不怕被人查；三来，这个时代的古董真且便宜，尤其是信托商店里的货，多是百姓迫于生计才拿出来的家传之物，没什么假货，性价比极高。
于是，沈言成了信托商店的“常客”，甚至是“大客户”。
每周三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位于王府井的那家信托商店。老张头见他来，总会笑眯眯地把他领进里屋，拿出新收的“硬货”——这些东西不会摆在外间，只给懂行又买得起的人看。
“沈同志，这周收着个好东西。”老张头掀开一块红布，露出个巴掌大的铜炉。炉身刻着繁复的云纹，底款是“宣德年制”，虽然有些磨损，却难掩精致。
沈言伸手拿起铜炉，入手沉甸甸的。神识“扫”过炉身，能感觉到铜质的密度和氧化层的厚度，绝非近代仿品。他轻轻叩了叩炉壁，声音浑厚悠长，带着股古朴的韵味。
“是个宣德炉的仿品，”沈言故作沉吟，“看工艺，像是清代仿的，还行。”他不能表现得太懂，不然容易被抬价。
老张头嘿嘿一笑：“沈同志是行家。这炉是从个旗人老太太手里收的，老太太说家里以前是当官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给个实在价。”
“清代仿品，值不了多少。”沈言放下铜炉，“这样吧，我给两百块银元，再加五十尺布票，怎么样？”
这个价格，在当时能买半套房，绝对算高价了。老张头眼睛一亮，连忙点头：“行！就按沈同志说的算！”
沈言当场从帆布包里掏出两百块银元——他每次去，都会揣上几百块银元，用布袋装着，看着像块大石头，没人会怀疑。布票也早准备好了，一沓崭新的，足有五十尺。
交易完成，老张头笑得合不拢嘴，亲自把沈言送到门口：“沈同志慢走，下周我给你留着个好砚台，据说是端溪的老坑石！”
沈言点点头，把铜炉放进包里。这宣德炉虽然是清代仿的，但工艺精湛，再过几十年，至少能值几十万，现在花两百块银元拿下，简直是“捡漏”。
类似的交易，每周都在进行。
他用五十块银元，从信托商店买了一套清代的紫檀木桌椅，桌面光滑如玉，雕工细腻，是难得的精品；花一百块银元加十斤粮票，收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虽然不是真迹，却是清代高仿，笔墨间颇有风骨；甚至用五根金条，买下了一套民国时期的翡翠首饰，项链、手镯、耳环一套，玉质通透，颜色正阳，是当时极为罕见的珍品。
这些交易，都在信托商店的账册上记着，日期、物品、价格、付款方式，清清楚楚。就算有人查，也只会觉得他是个“喜欢古董的有钱人”，最多有点“铺张”，绝不会想到他的钱是从哪来的。
沈言的“大方”，在信托商店里传开了。不光老张头，连其他分店的售货员都认识他，有好东西都会想着给他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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