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破晓，城市还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苏芮已经抱着装有青铜吊坠的密码箱，踏上了前往市考古研究所的路。按照与宋清砚的约定，此次查询需全程避开公开流程，杜绝任何信息泄露的可能 —— 这枚吊坠承载着景和会案件的关键线索，容不得半点差池。她提前联系了研究所宋代考古组的研究员周明远，对方是她的大学同窗，深知她办案的严谨性，答应帮她私下调取内部考古档案，为她提供单独的查阅空间。
抵达考古研究所后，周明远直接将苏芮领进了位于办公楼后侧的内部资料室。这里堆放着大量未公开的考古档案，既有纸质版的发掘报告、器物绘图，也有电子版的数据库备份，是全市宋代考古资料最集中的地方。“你要的宋代提刑司相关资料，都归档在 C 区货架，按发掘年代排序，重点看 1990 年至 2000 年之间的报告，这期间有好几处宋代司法机构旧址进行过抢救性发掘。” 周明远递过一副无菌手套和放大镜，“我在门口帮你值守，任何人询问都不会透露你的行踪，资料只能现场查阅、拍照留存，不能带走原件，复印也需用我办公室的私人打印机。”
苏芮点头致谢，戴上手套走向 C 区货架。货架上的档案盒大多已泛黄，部分盒身因受潮出现了霉点，打开时发出 “吱呀” 的脆响，一股混杂着纸张霉味与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她按照周明远的提示，先筛选出标注 “提刑司”“司法遗存”“临安府”“汴京” 等关键词的档案，再进一步锁定 “1998 年”“1999 年” 等二十年前左右的发掘项目 —— 结合吊坠的工艺年代与宋清砚提及的 “汴京案” 时间线，提刑司旧址的发掘极有可能藏着线索。
为了提高效率，苏芮一边翻阅纸质报告，一边同步登录内部考古数据库，输入 “宋代”“青铜嵌玉”“吊坠”“身份标识” 等关键词进行检索。纸质报告里，每一页都详细记录着发掘地点、地层信息、出土文物清单、器物尺寸与纹饰描述，还有现场拍摄的黑白照片；数据库中则收录了全国范围内的宋代考古发掘信息，可通过纹饰比对、出土地点筛选等功能缩小范围。她的目光紧紧锁定每一份报告中的 “器物描述” 与 “纹饰草图”，指尖在纸页上轻轻划过，生怕错过任何与吊坠匹配的细节。
时间一点点流逝，资料室里静得只能听到翻页声与鼠标点击声。苏芮已经翻阅了近百份纸质档案，数据库检索结果也显示了数十条相关记录，却始终没有找到与吊坠吻合的信息。她揉了揉发酸的肩膀，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重新梳理思路：吊坠边缘的纹路虽未明确命名，但属于独特的几何组合，且与景和会相关，提刑司作为宋代主管司法刑狱的机构，极有可能留存与景和会案件相关的文物，或许应扩大检索范围，不仅局限于 “明确标注提刑司” 的发掘项目，还需涵盖 “宋代司法机构旧址”“临安府核心城区” 等关联区域。
调整策略后，苏芮再次投入检索。当她翻开一份标注 “1998 年 临安府旧城区考古发掘项目（补充报告）—— 内部资料” 的档案盒时，目光突然定格。这份报告的发掘地点明确记载为 “原大宋提刑司临安府分司旧址”，恰好是二十年前的发掘项目。她急切地抽出报告，小心翼翼地展开，泛黄的纸页上，手写的字迹工整清晰，附着的发掘现场照片与器物绘图虽已褪色，却依旧能辨认细节。
在报告的 “出土文物清单（地窖遗存）” 一栏中，一行记录让苏芮的心跳骤然加速：“编号 98-LA-T03，青铜嵌玉吊坠一枚，圆形，直径 2.1 厘米，边缘刻细密回纹，中间嵌墨玉一块，表面氧化严重，伴出物有残破纸本验尸笔记 3 册、青铜刻刀 1 把、瓷质墨盒 1 个，初步判定为疑似身份标识物，推测与提刑司内部人员及敏感案件相关。” 她立刻从密码箱中取出吊坠，对照报告中的描述与绘图逐一比对：直径 2.1 厘米（实际测量为 2.0 厘米，误差源于千年岁月的轻微磨损）、青铜嵌墨玉、边缘细密回纹 —— 绘图上的纹路走势与吊坠完全一致，甚至连墨玉的镶嵌位置、青铜的氧化痕迹都高度吻合。这枚吊坠，正是二十年前从大宋提刑司临安府分司旧址的地窖中发掘出的那件文物！
苏芮强压着内心的激动，继续翻阅报告，详细的发掘过程记录跃然纸上：“地窖位于提刑司后院西厢房地下 1.2 米处，入口用青石板封堵，石板表面刻有‘秘藏’二字篆体，字迹模糊。地窖内部空间狭小，长 1.5 米、宽 1.2 米、高 0.8 米，设有木质货架（已严重腐朽），吊坠及伴出物置于货架中层，周围铺有防潮干草与油纸，油纸内侧印有‘提刑司印’的模糊印记，可判定该地窖为提刑司专门存放敏感案件资料及重要信物的隐秘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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