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要传承，也必须发展。传承的不仅是‘四功五法’的技艺，更应该是它一直以来的、关切现实、抒发人心的精神内核。如果我们的戏曲只能演绎已经被公认的、安全的‘典型’，而不敢触碰复杂、深刻乃至有争议的人性与历史命题，那它的生命力是否会逐渐萎缩？我们尝试让古老的程式为新的情感、新的思考服务，或许步伐迈得急了，方向或许值得商榷，但初衷，是希望它能与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建立起新的共鸣桥梁。”
“胡闹！”一位脾气火爆的老专家忍不住拍了下桌子，“共鸣？靠标新立异、靠解构传统来博取共鸣？这是舍本逐末！”
争论再度升温。支持与反对的意见在会议室里激烈碰撞。方二军不再试图一一反驳，他只是坚守着自己的核心论点：艺术需要探索的勇气，需要在时代脉搏中寻找新的表达。他不再仅仅是辩解，而是开始有条理地阐述《鱼玄机》创作背后的历史研究、人文思考，甚至引经据典，谈到古今中外类似的艺术突破案例。
最初的狂风暴雨般的指责，在他这种有坚守、有反思、也有理有据的应对下，渐渐显出了疲态。一些起初只是沉默旁听的、相对年轻的学者或官员，眼中开始流露出思索甚至些许赞同的神色。
会议连续开了两天。第二天下午，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位在文艺政策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领导，在总结发言时，语气缓和了许多：
“二军同志的发言，有思考，有激情，也有担当。《鱼玄机》引发的争论，的确暴露出我们在文艺创新，特别是传统艺术形式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困惑与挑战。有争议不怕，怕的是麻木不仁，怕的是一潭死水。这部作品，至少点燃了讨论，激发了思考。其探索的勇气，值得在一定意义上予以肯定。当然，具体艺术得失，可以继续争论，精益求精。”
“风向”变了。
接下来的几天，方二军接连受邀参加不同层面的座谈、交流。他开始从被质疑的对象，变成了被关注、甚至被请教的“探索者范例”。有媒体约稿，请他谈谈“新时代戏曲创作的守正与创新”。部里的内部简报，在综合各方意见后，最终形成的调子，变成了“鼓励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遵循艺术规律基础上的大胆探索，宽容创新过程中的失误，《鱼玄机》的创作实践为传统艺术如何与时俱进提供了有益讨论案例”。
离开京城前的那天晚上，方二军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位最后总结发言的领导打来的，语气亲切：“二军啊，这次讨论很有价值。部里相关领导也注意到了你和你们剧团的探索精神。回去好好总结，戒骄戒躁，争取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文艺繁荣，需要你们这样有想法、敢担当的同志。”
挂掉电话，方二军站在招待所的窗前，望着京城璀璨的夜景，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那口压在胸口许久的浊气，似乎终于消散了。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以及疲惫之下，悄然滋生的、更为坚实的笃定。
他想起排练厅里那束月光，想起李素娥眼中决绝的火光。这一切的惊涛骇浪，似乎都值得。回到市里，表彰的文件也随之而来。方二军的名字，出现在了几份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鼓励创新探索”的通报之中。他从“风口浪尖”的争议人物，转身成了被官方话语认可的“文艺工作先进典型”。
鲜花与掌声再次涌来，但这一次，方二军的表情却异常平静。他清楚地知道，这表彰并非最终胜利的勋章，而更像是一张更为沉重的、期待他继续前行的“许可证”。路，依然漫长。而此刻，他只想先回到那个弥漫着汗水与油彩气息的排练厅，告诉那个在月光下起舞的女子：最猛烈的风暴，他们已经一起闯过了一程。
他拿出手机，给李素娥发了一条简短的信息：
“明日归。一切安好，见面详谈。”
片刻，回复来了，同样简短，却仿佛带着温度：
“好。排练厅，老时间。”
事情的败露，像一瓶搁置太久终于炸开的汽水，带着积压的甜腻与猝不及防的锐痛。苏楠的直觉，是从那些愈发稀少、愈发简短的回复里发芽的。女人的雷达在情感领域的失灵率，往往低得惊人。她开始留心，留意方二军车子的行踪，留意他言语里不经意提及“排练厅”时，眼底那一闪而过的、不同于谈论公务的光。跟踪起初只是模糊的念头，直到那个周末的黄昏，她鬼使神差地开车绕到文化局附近，亲眼看见方二军的车驶出大院，方向却非他常回的住所，也非她的公寓。
她跟了上去，心跳如鼓，手心渗出冰冷的汗。车子最终停在了市京剧团的后门外。那时天色已暗，排练厅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像一只只沉默的眼睛。她看见方二军下了车，步履匆匆，却不是走向正门，而是绕到侧边一扇不起眼的小铁门，轻敲两下，门便从里面开了。开门的人影在逆光中只有一个轮廓，但苏楠认得那身形，李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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