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大院坐落在省城东郊一片被高大法桐和银杏环绕的静谧区域，灰墙红瓦的建筑群在深秋的阳光下显得庄重而疏离。十一月下旬，寒流初至，枝头残存的黄叶在冷风中瑟瑟，更添几分肃杀。
上午九点整，一辆挂着栾城市委牌照的黑色奥迪A6L，悄无声息地驶入大院西门，经过武警哨兵严格的证件查验后，沿着内部道路，平稳地停在了省委一号办公楼的门廊下。
车门打开，栾城市委书记王道行迈步下车。他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款式外套，没系扣子，露出里面的白衬衫和藏青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惯常的沉稳，但细看之下，眼底藏着几分凝重和隐约的疲惫。
他手里拿着一个并不起眼的黑色公文包。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辆悬挂栾城市政府牌照的奥迪A6L，从大院南门驶入，停在了不远处的二号办公楼前。代市长张永春（原市长，因大昌矿业债务问题被代，但实际主持工作）下车，他穿着更偏商务的藏蓝西装，手里同样是一个厚厚的文件夹。
两人下车后，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目光短暂交汇，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并无交谈，然后各自转身，在早已等候在楼门口的秘书引导下，步入了不同的办公楼。
这不是巧合，而是精心安排的“分别行动”。
王道行要去见的，是省委书记高长河。而张永春要去见的，是省长赵永峰。
两人需要汇报的，是同一件事——大昌矿业巨额美元债务的处理进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栾城市债务资产重整有限公司”及其负责人林东航的“特殊情况”。
但分别汇报，既能体现对两位主要领导的尊重，避免“扎堆”汇报可能引起的猜忌，也能在两位领导那里都留下“单独、深入”沟通的印象，为后续可能的斡旋留下空间。
更重要的是，有些话，在一位领导面前可以说得更透，在另一位面前则需要更侧重不同的角度。
一号办公楼，省委书记办公室。
宽大的办公桌后，高长河正在批阅文件。听到秘书通报，他摘下老花镜，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温和但保持距离的笑容：“道行同志来了，坐。”
“高书记。”王道行微微躬身，在指定的沙发上坐下半个屁股，腰杆挺直。秘书送上茶水后悄然退下，厚重的实木门轻轻关上。
“栾城最近不太平啊。”高长河开门见山，语气平和，但话里的分量不轻，“张永强的案子，震动不小。省纪委的同志跟我汇报，牵扯面很广，基层组织的溃烂触目惊心。你们市委，顶住了压力，处理得还算果断。”
“高书记，这是我们工作没做好，给省委添麻烦了。”王道行连忙表态，语气诚恳，“暴露出的问题极其深刻，我们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深刻反思，坚决整改。”
高长河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过分检讨，话锋一转：“我听说，大昌矿业那个烂摊子，你们找了个能人接手？一个叫林东航的年轻人？”
王道行心中一动，知道戏肉来了。他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拿出准备好的汇报材料，却没有立刻翻开，而是用清晰、简练的语言，开始汇报：
“高书记，我正要向您详细汇报这件事。大昌矿业的问题，远比我们之前预想的复杂。除了内部的腐败和经营混乱，最近暴露出一笔近三年前借入的、高达3.75亿美元、年息25%的境外高利贷，即将到期，而我市政府……在不知情且程序存在严重瑕疵的情况下，被套上了连带担保责任。如果违约，对方将在境外起诉，我市政府信用将面临严重危机，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超过六十亿人民币，对栾城未来几年的财政和发展将是毁灭性打击。”
他刻意强调了“不知情”、“程序瑕疵”、“政府信用危机”和“毁灭性打击”这几个关键词，将栾城市政府置于受害者和危急关头的被动位置。
高长河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3.75亿美元，25%利息，政府担保……这些词组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他再清楚不过。这已不是简单的企业债务，而是可能引爆地方金融风险、影响政府国际形象的重大事件。
“继续说。”高长河的声音沉了些。
“危难关头，是这位林东航同志主动站了出来。”王道行将话题引向林东航，“他通过合法商业渠道了解到此事，基于对家乡的感情和责任感，愿意出资最少六十亿人民币，帮助我市政府化解这笔债务危机。但前提是，需要一个合法、权威的平台来操作此事，以应对境外债权人复杂的法律和资本手段。因此，我们市委经过慎重研究，提请成立了‘栾城市债务资产重整有限公司’，并特聘林东航同志担任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赋予其处理此事的全权，以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目前，相关反击和谈判工作已经启动，初步遏制了对方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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