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把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拉链拉开一道缝，那张泛黄的纸角又露了出来。他没去碰它，而是打开电脑，调出城南纵火案的死亡证明扫描件。死者姓名：王强，三十八岁，户籍地址为城西街道低保户安置点。照片上的男人左耳完整，脸型偏圆。
他翻出尸检报告摘要。记录显示，死者左耳耳垂缺失，系幼年烧伤所致。面部骨骼较窄，鼻梁偏高。
照片和报告对不上。
他把两份文件并排打印出来，贴在墙上，用红笔圈出差异点。耳垂、脸型、五官比例。不是同一人。他又查了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库，输入“王强”身份证号，跳出的户籍照仍是那个左耳完整的男人。
但火化记录呢？
他拨通殡仪馆咨询电话，声音平静：“我想查一下2013年11月7日的火化登记，家属叫李建国。”
“系统不对外查询。”
“他没亲人，我替老朋友问一声。”
对方沉默几秒，挂了电话。
林远换了件深色夹克，把律师证塞进内袋，坐地铁到城东。殡仪馆东区大门冷清，值班室坐着个中年男人，低头看手机。林远走过去，递上烟。
“找老赵。”
“谁？”
“吴师傅让我来的。”
那人抬眼看了他一会儿，起身往里走。林远跟上。穿过一条窄走廊，推开铁门，是个小档案室。角落立着旧档案柜，贴着泛黄标签。
老赵五十多岁，头发稀疏，手里拿着登记簿。他没说话，只等林远开口。
“2013年11月7日凌晨，有没有一个叫李建国的送进来？”
老赵翻开一本册子，纸页发脆。他手指停在某一行。
“李建国，41岁，城南建设临时工。无亲属认领，按无主尸处理。”
“能看原始登记吗？”
老赵摇头：“纸质存档三年一清。这本是补录的。”
“当时是谁送来的？”
“急救车。签了放弃治疗书。”
“人真死了吗？”
老赵抬眼，“送到时还有气。但签字的人说，工地事故，公司全权负责。”
“签字人留联系方式了吗？”
老赵犹豫了一下，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复印件。“这是当时交的材料，没留原件。”
林远接过。纸上字迹模糊，但联系电话一栏写着一个座机号。他记下号码，道谢离开。
回律所后，他拨通市急救中心记录查询电话，报了身份证号。系统确认：2013年11月7日00:03，城南工地接到求救，伤员高处坠落，送往第二医院，姓名李建国。
时间比火灾报警早九分钟。
他登录法院案件系统，用“城南建设”关键词检索。2012年有一起工伤赔偿案，原告工人因建材质量问题受伤，公司拒不赔偿。庭审记录显示，证人李建国出庭作证，指认公司采购劣质钢筋。
主审法官当庭警告：“发言不得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
七天后，李建国从三层脚手架坠落。医院诊断为颅脑损伤，工地方报“意外事故”，未立案。
林远调出该案代理律师信息。恒正所，周姓合伙人。现任恒正所执行委员会成员，分管刑事合规业务。
他打开另一个窗口，查询“李建国”社保缴纳记录。最后一次缴费是2012年12月，单位正是城南建设。此后再无记录。
人消失了半年，却在火灾当天“死亡”。
他重新比对死亡证明和火化登记。两者身份证号一致，但姓名不同。火化登记写“李建国”，死亡证明写“王强”。
同一个号码，两个人。
他查户籍系统，发现“王强”于2010年迁出本市，登记去向为外省某县，但后续无任何落户记录。低保发放也在迁出后终止。
真正的王强，可能根本没走。
他联系那个座机号。电话通了，接线员说这是恒正物业公司前台。他问十一月七日凌晨是否有员工外出处理事务，对方说要查考勤记录，让他留下联系方式。
他没留。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第二医院档案科。凭借曾代理过该院医疗纠纷案的权限，他申请调阅2013年11月7日急诊接收记录。工作人员调出电子日志。
“患者李建国，男，41岁，高处坠落致昏迷。00:18入院，生命体征尚存。00:25，家属签署《放弃抢救知情同意书》。00:30，转入临终关怀区。01:15宣告死亡。”
他申请查看同意书扫描件。屏幕上出现一张照片，签字栏写着“王建国”，字迹潦草。联系电话正是恒正物业那个号码。
“家属姓名是王建国？”
“系统录入这么写的。”
“能查签字人身份吗？”
“不能。只要签了字，流程就闭环。”
林远退出系统，走到医院后巷抽烟。恒正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条线上。监控硬盘由其司机签收，现在放弃治疗书的联系人又是其下属单位。李建国死前作证对抗的公司，由其律师代理。而最终，他的尸体被登记为另一个名字，在另一场大火中“二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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