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轰炸南联盟“误炸”我大使馆，许杏虎、邵云环等三位烈士罹难。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北约”和克林顿美国政府的罪行，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若有战，招必回！我想起父亲说过的“三个担心”：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日本军国主义必将复活，国内叛徒内奸蠢蠢欲动。邪教又开始兴风作浪。
电视台举办《生活多美好》专题晚会，获得巨大成功。其中我创作的小品《醒》，由着名演员演出，苦口婆心催人泪下。我写的配乐诗朗诵《琵琶少女》，文采飞扬语重心长，由青年演员金铭朗诵。节目演出近百场，无数走火入魔的习练者转化。我受到副市长接见，也是我搬到新家的开门红。家里那边，姐姐走火入魔习练邪教，被带走拘留。那人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斥责：“你看你姐姐热闹，你妈在我家里怎么办？”因为这次创作演出成功，我熟识司法部门主要领导和专项办公室负责人。刘萤小学班主任老师是监狱主要领导，都悉力帮忙。
姐姐头脑简单，陷入快转化更快，在保证不再反弹之后，被释放回家。那人拒不认可我们找人，说某警察和你姐要了几支血清，因此放人。我不和他争辩，人彻底转化回家，不失去公职比什么都好。我关注自己的小家庭，也关注天下芸芸众生。城市苔藓渤海湾赤潮小行星接近地球伊拉克战争。我当了三年“钉子户”，一刻不敢离开天津街，加上手头拮据，回趟小西山成了奢望。房子刚装修，人生地不熟，还不能离开，梦回小西山成了常态。也许在天津街呆久了，也许对新家的期望值太高，我越来越以为：侯一小区不属于大连，而是别的什么地方。
大连气候适宜，也有两个月的日子不好过。一是来暖气之前一个月，再是停暖气之后的一个月，白天还不如室外暖和。我们的房子东西向，不朝阳，阴冷潮湿。“立春”并不意味着春天到来，而是名义上的，如同那些名誉主席、校长之类。有时候刚到五月底，气候酷热。有时候到了六月中旬，还凉飕飕的。不冷不热暖风拂面，才是真正意义的春天。有人说，大连没有真正意义的春天。
我在永宁二十五中学上学时，一天中午，和劳动委员刘先伦同学晒完大草，躺在雨后热汽蒸腾的地上睡着了。起来之后，我右腿关节骨缝隐隐作疼。我“毕业”那年在生产队干活，一次顶着大北风到北海扛石头，右腿骨缝凸起一块，走路一瘸一拐。郝文章说，你十有八九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好在我皮实，天天在井台上冲凉水，产生了以毒攻毒的疗效。我在岛上打坑道也犯过，也被冷水浴治愈。我在天津街做“钉子户”时，水源被动迁办控制，腿疼也冲不了冷水浴。
搬到新家之后，我火力再旺也过了不惑之年，架不住天天睡冰凉的水泥地。我右腿骨缝又凸起一块，一瘸一拐仍坚持锻炼。我在卫生间里大冲冷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硬顶了回去。好赖是个家，我总不能睡一辈子水泥地，总得有张床。从天津街带来的那张床垫，代替了十几年椅子，早已塌陷。
我去家具市场买张大床垫，垫在大屋里女儿睡的大床上。我舍不得扔掉那张旧床垫，拖到楼下，让一个南方人由一米五宽改成一米二宽，准备再买一张小床铺在上面。那南方人也黔驴技穷，让我买张好床垫。在我的坚持下，他把床垫改小，用新弹簧将一处处塌陷支撑起来。这样一来，原来的凸起部位，又变成新的凸凹，还不如原来状态。别人扔在垃圾箱旁边的一张旧床垫，比我花钱加工的好许多。围观的人们说：“你不如把改好的床垫扔了，把这张床垫拣回去。”我无地自容，赶紧和南方人把床垫抬上楼。修理费，买一张好床垫错错有余。
晚上睡觉，我躺在“丘陵”上，怀里搂个大“疖子”。我把破床垫拖下楼，扔到垃圾堆。我继续睡水泥地，加强冷水浴，刘萤给我铺了好几床褥子。
我当初住在天津街时，如同置身于巨大的干扰器之中。我修炼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有亮就能写字，拿起笔就进入状态。现在条件好了，任何一点声音，都干扰我的思路。从早到晚，半座楼的居民们上上下下都经过窗外，厨房成了展示人间百态的窗口。一大早，“到工地看看”站在窗外平台边，拿着手机朝下面张望，焦急又没打过电话。有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等车，上工地看看”。
许多天过去，车一次没来。从此后每天傍晚，他先到疏港路车站接人回来，再到车家村车站接人。他家厨房里麻将“哗啦啦”声，一直响到天亮。
刚搬来时，对门“太极拳”西装革履，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岿然。
据说此人功夫十分了得，给神州酒店老板当保镖，几十个人近前不得。他和刘萤过招表演“太极推手”，将他家立在过道里的一床废稻草垫子，不断朝我们这边推，又不断被刘萤推回去。他在酒店里当消防安全员，很满足每个月七百元钱工资，自信地，“吃饭没问题，酒店每天还管三顿饭”。没几天，草垫子没动“太极拳”下岗，吃饭成了问题。他每天吃半匝挂面，半年瘦了二十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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