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的玛利亚在转院去内罗毕的前一天夜里去世了的。
颅内那处细微的血管破裂，终究没能撑到更先进设备探查的时刻。
夜里十一点，监护仪上的曲线剧烈波动，随后拉成一条笔直而冰冷的线。值班医生和护士冲进去抢救了四十分钟，出来时，所有人都沉默地摇了摇头。
玛利亚的母亲利玛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被推醒。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医生站在面前，嘴唇在动，却听不清声音。直到“我们尽力了”几个字像钝锤一样砸进耳朵，她才猛地僵住，然后整个人像被抽空了骨头，软软地从椅子上滑下来，瘫在地上。
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喊。她只是张着嘴，眼睛瞪得极大，望着抢救室那扇已经打开的门，喉咙里发出“NO……NO……”的、像是破风箱一样的气音。眼泪汹涌地流，却没有任何声音。
她的兄弟一把抓住医生的白大褂，目眦欲裂：“你们说什么？！什么叫尽力了？！我外甥女下午还好好的！”
医生疲惫而公式化地解释着颅内再次出血、急性脑疝、抢救无效。每一个医学术语都像一把小刀，凌迟着在场每个人的神经。
姆巴蒂接到医院电话后狂奔而来。他冲进走廊时，正看到利玛的兄弟一拳砸在墙上，指关节立刻见了血。利玛依旧瘫坐在地，像是魂已经跟着女儿走了。
姆巴蒂的脚步钉在原地。他远远看着，嘴唇哆嗦着，一步也迈不动。
直到李朴和李桐赶到——他们也是接到电话匆匆从鸡场赶来——姆巴蒂才像找到主心骨，踉跄着走过去，声音碎得不成样子：“老板……玛利亚……没了……”
李朴扶住他，自己的手也在抖。李桐已经快步走向利玛，蹲下身试图扶她。利玛像是突然被触动了开关，猛地推开李桐，眼神直勾勾地刺向姆巴蒂。
“你……”她终于发出声音，嘶哑，崩溃，“你还我女儿……”
姆巴蒂“扑通”一声跪下了，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你还我玛利亚！！！”利玛爆发出凄厉的尖叫，挣扎着要扑过去，被亲戚死死拉住。
她伸手指着姆巴蒂，指甲几乎要戳破空气，“是你！是你撞死了她！你为什么要开车！为什么那天要走那条路！为什么活下来的是你不是她！！！”
每一个“为什么”都像鞭子，抽在姆巴蒂身上，也抽在在场每个人心上。医院走廊里其他病患家属探头张望，又迅速缩回去，窃窃私语声像潮水般弥漫。
李桐眼睛红了，她还想上前劝，被李朴轻轻拉住。
这个时候，任何言语都苍白，任何劝解都无力。
玛利亚的遗体被推往太平间。利玛昏厥了一次，被抬到病房输液。她的兄弟和几个男性亲戚围在走廊尽头，脸色阴沉地抽烟，目光时不时扫向跪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姆巴蒂。
警察在天亮前来了。这次不是调查，是通知：由于受害者死亡，案件性质可能变化，姆巴蒂需要正式接受讯问，并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乔纳森——那个保险调查员——也来了，带着一份新的文件。他把李朴请到相对安静的楼梯间，表情是职业性的凝重。
“李先生，这是根据坦桑尼亚《道路交通法》和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的初步理赔金额。”他把文件递过来。
李朴接过，目光落在那个数字上。
【八百五十万先令。】--【折合人民币，约两万一千元。】
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久到乔纳森都忍不住开口：“这是依法计算的金额。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按当地平均年收入乘以二十年计算）、家属精神抚慰金。考虑到姆巴蒂先生无酒驾、超速等恶劣情节，且家属监护不力也有部分责任，这个金额已经包含了保险公司的酌情上浮。”
“两万一千块……”李朴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地重复，“一条命？”
乔纳森推了推眼镜：“李先生，这是坦桑尼亚的法律标准。平均年收入很低，计算出来的基数就不高。我知道这个数字在您看来可能……但在这里，这就是规则。”
规则。李朴捏着那张纸，纸张边缘硌得掌心生疼。
他想起来之前在国内，一个亲戚曾不小心蹭到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对方只是小腿骨折，最后连医疗带赔偿，前后花了将近二十万。
那时他还觉得处理起来麻烦。
而现在，一个十二岁女孩的生命，在法律框架内，标价两万一千块。
“车上了有保险……不能通过保险多给一些？”李朴抬起头。
乔纳森沉默了一下：“从人道主义角度，当然可以。但我要提醒您，第一，这可能会打破当地类似的赔偿惯例，引起其他事故家属的攀比和不满。第二，对于利玛女士一家来说，突然得到远超预期的巨额赔偿，未必是好事，可能会引来其他亲戚的争夺，甚至更深的怨恨——他们会觉得，原来女儿的死可以‘卖’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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