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冈离开后，溥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
侍卫进来点灯，看见他脸色苍白，小心翼翼地问：“陛下，要不要传御医？”
“不用，”溥仪摆摆手，“你们都出去。”
人都走了，他才从抽屉最底层拿出一个小木盒。
打开，里面是一枚玉玺——
不是现在用的“满洲国皇帝之宝”，而是当年在紫禁城时用的“大清皇帝之宝”。
白玉质地，螭龙钮，印文是满汉合璧。
这玉玺是他从天津偷带出来的，日本人不知道。
他抚摸着冰凉的玉玺，想起登基那天的情形——
紫禁城太和殿。
那年他三岁，穿着小小的龙袍，坐在巨大的龙椅上，脚下跪着黑压压的文武百官。
虽然不记得细节，
但那种被万人朝拜的感觉，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威严，却深深刻在记忆里。
而现在呢？
他是什么？一个傀儡，一个替日本人要粮的喇叭，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保护不了的可怜虫。
婉容……她现在在哪里？还在写文章骂他吗？
也许她骂得对。
他活该被骂。
眼泪滴在玉玺上，他赶紧擦掉。不能哭，哭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至少，他还有这个玉玺。至少，爱新觉罗氏的传承还在。
这个念头支撑着他，把最后一点尊严，最后一点自我，牢牢锁在心底最深处。
十月二十八日，延安。
张宗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杨家岭的一孔普通窑洞里。
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没有卫兵森严，没有繁文缛节，就是一间简朴的会客室，几张木椅，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摆着茶壶茶杯。
周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布鞋，
但身姿挺拔，眼神明亮。他和三人一一握手，握手很有力。
“陈致远同志，欢迎你，”他先对陈致远说，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过，德国留学，无线电专家。延安条件简陋，但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
陈致远激动得脸都红了：“周副主席，我……我一定尽力！”
“李文同志，路上辛苦了。听说你发报技术很好？”
“还……还行，”李文紧张地说，“跟李叔学的。”
“李叔？”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称呼。
李文低下头：“就是……就是石臼所那个卖香烛的老李。他……他牺牲了。”
窑洞里安静了一瞬。周恩来点点头，声音温和但郑重：“我们会记住他的。”
最后轮到张宗兴。
周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
“张宗兴同志，杜月笙先生托人带过话，说你很可靠。司徒美堂先生也多次提过你的名字。”
张宗兴心里一暖：“他们还……好吗？”
“暂时安全，”周恩来说，
“杜先生还在上海周旋，司徒先生不日将转移香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战斗，和我们一样。”
张宗兴点点头，心里踏实了许多。
“说说你吧，”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亲自倒了茶，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如果想留在延安，我们欢迎。如果想回前线，也可以安排。”
陈致远立刻说：“我想留下！我可以建无线电实验室，培训报务员，还可以研究日军的通信密码……”
“好，”周恩来点头，“正好，我们准备成立一个无线电通信学校，你来当技术顾问。”
李文也说想留下：“我……我想学更多东西。”
轮到张宗兴，他却沉默了。
周恩来也不催促，慢慢喝着茶，等他开口。
“我想……”张宗兴终于说，“回敌后去。”
“去哪里？”
“华北，或者东北。”张宗兴抬起头，
“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懂帮会的运作方式，也打过仗。在延安……我可能发挥不了最大作用。”
周沉思片刻：“敌后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
但你要想清楚——
那里比延安危险十倍。
日本人的‘扫荡’很残酷，很多同志……”
“我想清楚了。”
“好，”周不再劝，
“我给你写介绍信，你去八路军总部报到。”
“不过，在走之前，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这里有很多东西，和上海不一样，和国统区也不一样。”
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周问了上海的情况、路上的见闻，
也介绍了延安的生产运动、整风学习，还问了陈致远对建立无线电网络的具体想法。
临走时，周送他们到窑洞门口。
秋日的阳光很好，照在黄土坡上，一片金黄。
“张宗兴同志，”周最后说，“有句话我想告诉你——中国很大，路很多。”
“你在上海走的路，司徒先生走的路，杜先生走的路，都是路。而延安，是另一条路。”
“条条道路，只要方向是对的，最终都会通向同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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