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到延安的路上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卡车在上面颠得像要散架。代表团从西安出发的时候换了一辆中巴车，比卡车舒服一点，但也舒服不到哪里去。
野原坐前面，周维新坐他旁边，刘德荣和孙耀祖坐中间，陈默坐最后面，靠窗。他喜欢靠窗的位置，能吹风，能看外面，能躲开那些不想看的眼睛。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田野，从田野变成了黄土坡。一眼望不到头的黄土坡，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风一吹，黄土满天飞，眯得人睁不开眼。
中午的时候他们在路边一个小镇停下来吃饭。镇子不大，一条街走到头，两边是些低矮的土坯房，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发黄的土坯。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条狗趴在墙根下晒太阳，懒洋洋的，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司机找了家饭馆，门面不大，里面几张桌子，桌上铺着塑料布，塑料布上全是油渍。老板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围着个蓝布围裙，见人就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看着挺和气的。周维新点了几个菜，大家坐下来等。
陈默坐了一会儿觉得闷，站起来走到门口点了一根烟。外面风大，打火机按了好几下才打着。他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一下就被风吹散了。饭馆对面有个水井，一个男人在打水。穿着灰布衣裳，头上戴着顶破毡帽，弯着腰摇辘轳，动作很慢，一摇一摇的，像放慢了镜头。陈默看了他一眼，没在意。路上什么人都有，打水的、赶车的、挑担的，见多了就不奇怪了。他把烟抽完了，转身回了饭馆。
吃完饭大家上了车，继续赶路。开了没多远，车里就闷得不行。土路扬起的灰尘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呛得人直咳嗽。孙耀祖用袖子捂着嘴，呜呜囔囔地说这路什么时候是个头。没人搭理他。
水壶是刘德荣拿上车的。他最后一个上车，手里提着个铁皮水壶，壶身灰扑扑的，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漆皮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黑乎乎的铁皮。他随手放在座位下面，说了一句“路上喝”，也没多说什么。陈默看了那个水壶一眼，没在意。出门在外带水壶太正常了，不带水壶才不正常。
开了一段路，周维新说口渴了，嗓子干得冒烟，问谁带了水。刘德荣弯腰从座位下面把那个铁皮水壶提起来递给他。周维新接过去拧开盖子，把水壶举起来，嘴凑上去，要往嘴里倒。
“等一下。”
陈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喊了这一声。声音不大，但在这闷热的车厢里，每个人都听见了。周维新的手停在半空中，水壶的嘴离他的嘴唇不到两厘米。他偏过头看着陈默，等了一会儿，眉头皱了一下。
“怎么了？”
陈默盯着他手里的水壶，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水壶灰扑扑的，壶嘴边缘有什么东西在反光。光很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他看出来了。他的眼睛在无数个黑暗的夜里、在无数盏昏暗的台灯下、在无数张需要仔细辨认的底片和地图前，练出了一种别的本事。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
“让我看看。”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去从周维新手里接过水壶。铁皮壶身摸着有点凉，但不是很凉，是那种在车厢里放了半天该有的温度。他拧开盖子，把水壶凑近鼻子，闻了闻。
他的鼻子在特高课的档案室里闻过无数种化学药品的味道。有些是档案上的油墨味，有些是仓库里的消毒水味，有些是实验室里的药水味。他闻过的味道太多了，每一种都刻在记忆里，像档案一样分门别类地存着，随时可以调出来比对。这种味道他闻过。去年在特高课的实验室里，一个技术员给他看过一瓶东西，无色无味的液体，说“这是氰化物”。但氰化物没有味道，溶解氰化物的溶液有。很淡，不仔细闻根本闻不出来。
“这水不能喝。”
车厢里静了片刻。那几个人同时转过头来看着陈默。野原的目光从前面射过来，像刀子一样扎在他脸上。周维新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刘德荣的脸色白了。孙耀祖张着嘴，饼干的碎渣还在嘴角，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只水壶。
“有人投毒了。”陈默的声音不大，但是每一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车厢里安静极了，安静得能听见远处风吹过黄土坡的声音，呜呜的，像有人在哭。
“你怎么知道？”刘德荣问。他的声音有点紧，像是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说出来的话都带着颤。
陈默没有回答。他把水壶放在地上，用脚踢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他看着那缕烟，想好了说辞。
“我闻出来的。氰化物没味道，但溶解氰化物的溶液有。去年在特高课的实验室里我闻过这种味道。”
周维新放下水壶，看了陈默一眼。他看的时间不短，不像是看救命恩人的眼神，像是在估量，在掂量，在看这个人到底值多少钱。在76号干了这么多年，他比谁都清楚，能在水里闻出毒药的人，不是一般人。一般人闻不到，一般人也不会去闻。只有那些天天跟毒药打交道的人，才会对毒药的味道这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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