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是在西安机场降落的。
不是目的地，是经停。从南京到延安没有直飞的航班，得先飞到西安，再从西安换乘汽车或者小飞机，具体怎么走，没人说得清楚。
野原坐在前面，闭着眼，一路上基本没怎么说话。周维新坐在他旁边，手里那份报纸已经翻了好几遍了，边角都翻毛了。刘德荣和孙耀祖坐在后面一排。刘德荣在睡觉，真的睡了，呼噜声都出来了。孙耀祖在吃，从南京吃到西安，嘴就没停过。
陈默靠窗坐。窗外的云很厚，白茫茫的一片。他在想一个事。延安那边会不会有人认出他，万一有人在根据地里见过他，万一有人认出了他，万一有人当场喊出他的名字。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说“你认错人了”？太假。说不认识？太生硬。什么都不说？太可疑。
飞机落地的时候颠了一下，孙耀祖手里的饼干掉地上了，他弯腰去捡，捡起来吹了吹又塞嘴里了。陈默看着他做这些动作，没说什么。
西安机场不大，一栋灰扑扑的两层小楼，跑道边上停着几架军用飞机。机舱门一开，一股干冷的风灌进来，和在南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南京的冬天是湿冷，冷到骨头里。西安的冬天是干冷，冷到皮上，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
他们刚下飞机，就被拦住了。
一队穿军装的人站在舷梯下面，领头的那个三十出头，脸膛黑红，一看就是常年在外头跑的。他朝野原点了点头，目光从代表团几个人脸上挨个扫过去，像在数人头。
“哪位是负责人？”
野原没动。周维新往前迈了一步。“我。”
“奉上级命令，例行检查。请各位配合。”那个人的语气很硬，不像在商量。
周维新皱了皱眉头。“我们是汪伪政府的代表团，去延安公干。你们有什么权力检查？”那个人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但那一眼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西安，在这座城市里，谁跟你谈权力。枪就是权力，人就是权力，你脚下踩着的这块地就是权力。
周维新没再说什么，挥了挥手。
检查是在航站楼的一间屋子里进行的。屋子不大，十来平米，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户很高，铁栏杆焊死了。桌上摊着几个人的行李，皮箱打开了，衣服翻出来了，书本摊开了，连夹层都被人用手指摸过了。陈默站在角落里，看着那些人翻他的皮箱。
皮箱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笔记本、相机、胶卷。那些胶卷是空白的，没有拍过的。拍过的早就存到空间里了，洗出来的照片也存进去了，底片也存进去了。这年头查行李，不过是用眼睛看、用手摸，摸不到就是没有。他的空间不是物理空间，不是用眼睛看、用手摸能发现的。
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拿起他的相机，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又放下了。另一个人拿起他的笔记本翻开，看了几页，也放下了。笔记本上写的那些东西，什么“某月某日，晴。行军多少里”，什么“某月某日，雨。夜宿某镇”，都是些流水账，随便哪个随军记者都能写出来。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用密码写的、用符号记的、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信息，都在他的空间里，不在这本笔记本上。
“这是什么？”一个士兵从刘德荣的皮箱里翻出一个信封，举起来。
刘德荣的脸色变了。不是变得很厉害，是那种很细微的变化，但陈默注意到了。他站在角落，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看着那个信封。
周维新走过去看了看信封，又看了看刘德荣。“刘先生，这是什么？”
“家信。”刘德荣的声音有点紧。
周维新把信封打开，抽出里面的信纸，看了一眼，又把信纸塞了回去。他没有说什么，把信封还给了刘德荣。但陈默注意到他的目光在刘德荣脸上多停了一下。
检查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陈默的行李被翻了又翻，衣服被抖开了又叠回去，书被翻了又合上，相机被拿起来又放下。那些人翻得很仔细，每一个角落都没放过。但他们什么都没翻到。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仔细，是因为他没什么可翻到的。那些该藏的东西，都不在这个物理世界里。
检查完了，那个黑脸军官走到野原面前。
“野原先生，可以了。”
野原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其他人跟在后面，周维新走前面，刘德荣跟在他后面，孙耀祖跟在刘德荣后面，陈默走在最后面。
走出航站楼的时候，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陈默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终于点着了，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风很大，烟一下就被吹散了，散了就没了。
他在想那封从刘德荣皮箱里翻出来的信。那封信让刘德荣紧张了。刘德荣是什么人，周佛海的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场面没经历过，一封信就能让他紧张？那封信里写的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些事知道了比不知道麻烦，知道了就得管，管了就可能出事，出事了就可能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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