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作权法》修订草案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版权管理局那间小会议室，几乎成了林万骁和几位处长的第二个家。
厚厚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汇总稿堆在会议桌中央，像一座小山。上面贴满了各色标签，密密麻麻的批注记录了来自学界、业界、相关部委、社会公众乃至国际组织的无数条建议、争论和妥协。深港调研的基层呼声、GIPA风波的国际压力、与平台巨头的正面交锋……最终都要体现在这份即将报送的法案草案之中。
此刻，会议室内正在进行的，是最后几处关键条款的审定。参与人员除了林万骁，只有综合处赵立诚、着作权管理处孙明远、执法监管处陈志刚这三位核心处长。
“关于第四十八条，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条款，”孙明远扶了扶眼镜，指着投影屏幕上标红的一段文字，“学界和权利人组织强烈要求，增加‘红旗标准’，即当侵权事实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时，平台不能再以未收到通知为由推卸责任。但平台方，尤其是‘星辉’、‘淘夕夕’他们，坚决反对，认为‘显而易见’标准模糊，会增加运营风险和成本，强烈建议删除。”
陈志刚立刻接口，语气带着执法者的强硬：“必须保留！这是堵住平台‘装聋作哑’漏洞的关键！我们在执法中遇到太多案例，热门影视剧刚上线，平台上就有大量清晰盗版，这难道不是‘红旗’？平台算法难道识别不了？他们就是故意纵容，利用这些内容引流！删除这一条，等于自缚手脚！”
赵立诚则更考虑平衡，沉吟道：“平台方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显而易见’的判定确实可能存在争议。是否可以考虑在表述上更精确一些，比如列举几种典型的情形，或者加上‘应知其侵权’的主观要件，增加可操作性，减少被滥用的可能？”
三人的目光都投向林万骁。他坐在主位，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铅笔，目光沉静地扫过屏幕上争论的焦点。
“保留‘红旗标准’。”林万骁最终开口，声音清晰，“这是强化平台责任的核心体现，不能退让。但在表述上，按立诚的意见优化，增加‘应知其侵权’的主观要件，并考虑在实施细则中，对‘显而易见’的情形进行非穷尽式列举，比如正在热播的影视作品、知名度极高的畅销书电子版等。既划出底线，也给予一定的明确指引。”
孙明远快速记录，陈志刚微微颔首，赵立诚也松了口气。
“下一个争议点，第六十七条，法定赔偿额度。”孙明远切换了幻灯片，“现行法律上限是 （虚构数据，如50万） ，权利人普遍反映过低，难以弥补损失，更无法形成威慑，建议大幅提高到 （如500万） ，并引入惩罚性赔偿。但中小企业和平台方强烈反对，认为会加重经营负担，扼杀创新，尤其担心被滥诉。”
“必须提高！”陈志刚斩钉截铁，“现在侵权成本太低，守法成本太高！不痛不痒的赔偿，对那些靠盗版牟利的团伙来说就是毛毛雨！没有惩罚性赔偿，不足以震慑恶意侵权！看看我们查处的那些案子，侵权获利动辄千万，判罚几十万，有什么用？”
赵立诚再次扮演平衡角色：“大幅提高额度是必要的，但也要考虑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是否可以设置梯度？比如，对于恶意侵权、重复侵权，适用高额赔偿甚至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过失侵权，适用较低的赔偿标准？或者，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设定得更严格一些，比如要求‘故意’且‘情节严重’。”
林万骁沉思片刻。他想起基层调解时那个无奈的设计师，也想起平台上无数挣扎求生的小商家。“确立惩罚性赔偿原则，对故意侵权、情节严重者适用。”他做出决断，“但具体倍数和适用条件要严格限定，避免误伤。同时，法定赔偿上限要提高，设置一个合理的、有威慑力的数额，比如 （如200万） ，并明确法官在裁定赔偿额时，可以参考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版权交易费用等多种因素，使赔偿更加合理、精准。”
又是一个艰难的平衡。孙明远笔下飞快，记录着局长的定调。
会议从上午持续到下午，又挑灯夜战到晚上。一个个争议点被提出、辩论、权衡、拍板：
· 关于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透明度和监管；
· 关于避风港原则通知-删除的具体时限和效力；
· 关于职务作品、委托作品的权利归属界定；
· 关于新技术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物、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保护；
· ……
林万骁既要把握修法的宏观方向和原则底线，又要对具体条款的字斟句酌保持敏锐。他时而倾听，时而发问，时而引导，时而果断拍板。他必须确保这份草案，既能有效回应现实挑战，保护创新活力，又能具备法律应有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还要能在更高层面的审议中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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