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PA排名风波刚刚平息，国内互联网领域的暗流却并未停止涌动。深港调研时“淘夕夕”集团的软抵抗，以及其他几家大型平台在数据共享、合规整改上的拖延观望，都让林万骁意识到，仅仅依靠发文和外部施压，难以让这些资本巨兽真正俯首。必须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划定红线的正面沟通。
他让综合处处长赵立诚，以中宣部版权管理局的名义，向包括“星辉网络”、“淘夕夕集团”、“迅捷科技”在内的几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发出了正式的会议通知，议题明确：“共商平台版权主体责任落实，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时间定在周三上午，地点就在版权管理局的会议室。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茶话会，而是一场注定充满博弈的鸿门宴。
周三早上九点还差十分，版权管理局那间最大的会议室里，长条会议桌的一侧，林万骁端坐中央，左侧是执法监管处处长陈志刚，右侧是着作权管理处处长孙明远，综合处处长赵立诚和国际版权处处长吴文华分坐两侧。几人面前都摊开着笔记本和准备好的材料，神色严肃。
九点整，会议室门被推开。三家企业的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鱼贯而入。“星辉网络”来的依旧是那位常务副总裁张威，笑容可掬，但眼神深处带着审视；“淘夕夕集团”则派出了他们的总法律顾问，一位表情严肃、头发花白的老者，据说在业界以强硬和善于钻营法律漏洞着称；“迅捷科技”来的是分管内容的副总裁，一位相对年轻、带着技术精英气质的中年人。
寒暄落座，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张力。
林万骁没有绕圈子，开门见山：“各位都是行业翘楚，时间宝贵，我们就直入主题。今天请三位来，主要是就当前平台版权保护中几个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坦诚沟通，明确底线，寻求共识，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版权生态。”
他目光扫过对面三人，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第一个问题，平台主体责任。现有的‘通知-删除’规则，在实践中几乎成了某些平台规避责任的‘避风港’。对于显而易见的、重复侵权的用户和内容，平台是否应该承担更主动的过滤和审查义务？而不是坐等权利人疲于奔命地发送通知。”
“星辉网络”的张威率先开口，笑容不变：“林局长，我们非常理解监管部门的担忧。但平台内容海量，形态多样，全靠人工审核不现实，技术过滤又存在误判风险，可能会误伤正常用户，影响用户体验和创新活力。我们认为，当前‘通知-删除’辅以严格事后惩戒的机制，仍是平衡各方利益的最佳选择。”依旧是那套说辞。
“淘夕夕”的总法律顾问推了推眼镜，语气刻板地补充：“从法律角度看，平台责任边界需要清晰界定。过于宽泛的事前审查义务，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也可能与‘技术中立’原则相悖。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完善‘通知-删除’规则本身，提高处理效率。”
林万骁没有反驳，而是看向了执法监管处处长陈志刚。
陈志刚会意，打开面前的文件夹，语气冷峻：“根据我们执法监管处过去一年的数据，仅‘星辉’旗下短视频平台，因‘通知-删除’处理不及时、处置不到位引发的权利人投诉，就占到了总投诉量的 （虚构数据） 35%以上。‘淘夕夕’平台第三方商家销售侵权商品的投诉量更是居高不下，而平台提供的‘卖家保证金’制度，在巨额侵权利润面前，威慑力远远不足。张总，贵司号称投入巨资研发的‘千里眼’系统，为何连这些重复、明显的侵权都无法有效识别和拦截？是技术不行，还是意愿不足？”
他直接点名，用具体数据说话，让张威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下。
“第二个问题，”林万骁接过话头，目光锐利地看向“迅捷科技”的副总裁，“算法推荐与侵权内容传播。某些平台的推荐算法，为了追求用户粘性和流量，刻意推荐一些打擦边球、甚至明显侵权的内容，这算不算一种变相的鼓励和纵容？平台是否应该对算法推荐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迅捷科技”的副总裁显得有些紧张，辩解道：“林局长，算法是基于用户兴趣的被动推荐，本质是技术工具……”
“工具没有善恶，但使用工具的人有责任。”着作权管理处处长孙明远打断他，语气严肃，“如果算法明知道某些内容是侵权盗版，却因为其‘热度高’、‘流量大’而加大推荐权重，这难道不是平台在利用侵权内容牟利吗？这与直接传播侵权内容在性质上有何本质区别？我们在修订中的《着作权法》实施条例，正在考虑将这种情况明确纳入平台责任的范畴。”
孙明远的话，直接指向了立法层面，让三位企业代表的神色都凝重起来。
“第三个问题，版权数据共享。”林万骁再次开口，这次目光主要落在“淘夕夕”总法律顾问身上，“构建协同治理体系，数据共享是基础。部里推动行业数据交换平台，旨在汇聚力量，提升全行业治理效率。为何某些企业始终以‘隐私’、‘安全’为由，拒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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