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他回来，秀梅赶紧放下斧头：“咋才回来？是不是又陪场长办事了？”
齐大杆儿点了点头，没说话，把怀里揣着的、早就凉透了的半块烤地瓜递给她：“路过烤地瓜摊，给你买的。”
秀梅的手在蓝布褂子上蹭了蹭，指尖还沾着劈柴时蹭到的木屑和霜花。
她小心翼翼地接过齐大杆儿递过来的烤地瓜，那地瓜早被夜里的寒风浸得凉透。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嘴角使劲往上扬，眼角的笑纹挤成了小褶子。
“真甜，”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点哽咽，却笑得格外实在，“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烤地瓜都甜，嘎嘎的甜。”
齐大杆儿看着她小口小口啃着地瓜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得生疼。
他没敢说，这半块地瓜是他走了二十里雪路，揣在贴身穿的蓝布褂子里焐着的。从裕华园出来，天刚蒙蒙亮，凉风打在脸上生疼，怀里的地瓜是仅存的一点暖意。
“甜就多吃点。”他别过脸，声音有些沙哑。雪光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像撒了层白霜。
签合同那天，天难得放了晴，辽河面上的冰碴子反射着刺眼的光。
齐大杆儿特意把秀梅给的铁盒子揣在怀里，盒子里的零钱被秀梅码得整整齐齐，硬币和纸币分开，用细麻绳捆着，硌得他胸口暖暖的。
他穿了件新西装，是当年结婚时买的，一直没舍得穿。
场部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白墙被烟熏得发黄，墙上挂着“农业学大寨”的红色标语，下面钉着块黑板，写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
阳光透过糊着窗户纸的木窗，斜斜地照在办公桌上，灰尘在光柱里跳舞。
王场长坐在崭新的老板台后头，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茶叶梗子浮在水面上。
他把一份印着红色公章的合同推到齐大杆儿面前，指关节敲了敲纸面：“老齐，合同条款都在这儿了，工期八个月，质量得达到甲级标准，砖缝要匀，墙面要平，不能出半点纰漏。没问题就签字。”
齐大杆儿伸出手，指尖有些发颤，摸到笔杆的瞬间，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他低头看着纸上“兴隆大厦”四个黑字，墨汁浓得发亮，像刻在他心上似的。
眼前突然闪过酒桌上那股灼烧般的绞痛，闪过麻将桌上一张张被划走的血汗钱，闪过秀梅冻得通红的手，闪过那个掉了漆的铁盒子，甚至闪过昨夜雪地里，秀梅啃着凉地瓜笑起的模样。
这四个字，哪里只是一栋楼的名字？是他齐大杆儿在兴隆台抬起头做人的脸面，是他和秀梅熬了半辈子盼来的指望，是跟着他的几十号兄弟能挣到工钱、养家糊口的盼头。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里的酸涩，笔尖落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他写得格外认真，每一笔都力透纸背，仿佛不是在签合同，而是在刻一座碑，一座刻着责任、期盼与生存的丰碑。
签完最后一笔，他放下笔，长长地出了口气，额头上沁出的细汗，被阳光晒得发亮。
转年春分，开工那天，天刚蒙蒙亮，兴隆台的东边刚泛起鱼肚白，工地上就热闹起来了。
齐大杆儿特意穿了件新做的蓝布褂子，针脚细密，领口还镶了圈浅灰色的边。
他站在工地中央的土坡上，脚下是刚平整过的土地，踩上去软软的。
几十号工人围在他身边，有返乡的知青，有本地的庄稼汉，还有从外地来的老匠人，每个人手里都攥着工具，脸上带着期盼的神色。
“兄弟们！”齐大杆儿的声音洪亮，带着东北人特有的豪爽，在清晨的空气里回荡，“这兴隆大厦，是咱农场的脸面，也是咱自己的脸面！咱得盖得敞亮！盖得结实！一砖一瓦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场长的信任，更对得起家里等着咱拿钱回去的老婆孩子！”
“好！”工人们齐声喊起来，声音震天响，把远处树上的麻雀都惊得飞了起来。
从那天起，齐大杆儿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
早上天不亮就起来，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往工地赶，路过早点摊，买两个白面馒头，揣在怀里，路上就着冰凉的井水啃了，馒头的麦香混着井水的甘冽，就是他的早饭。
晚上要到半夜才回家，眼睛里全是红血丝，衣服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水泥点子，头发上、眉毛上全是灰尘，一抬手就能抹下一把灰。
秀梅心疼他，每天晚上都给他留着饭。煤炉子上温着搪瓷盆，里面是热乎乎的玉米粥，还有一碟炒白菜，菜里飘着几滴香油，有时候还会卧两个荷包蛋，蛋白嫩嫩的。
齐大杆儿一进门，秀梅就赶紧把饭端上来，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眼里满是疼惜，却又带着骄傲：“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不够锅里还有。”
她坐在旁边，手里拿着针线，给他缝补白天磨破的衣服。
灯光下，她的侧脸柔和，指尖灵活地穿梭着，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的暖意，能把齐大杆儿一身的疲惫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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