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春天，盘锦粮库开始翻修。作为新任粮库主任，杨友来每天都要到工地巡视。
他已经三十出头，眉宇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站在即将被拆除的旧仓库前，他的心情复杂难言。
这排旧仓库建于日伪时期，建国后，盘山农场场长韩庆年组织人力翻修过一次。如今，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土黄色的夯土。
工人们已经开始拆除东侧的两间，铁锤砸在墙上的声音沉闷而有力。扬起的尘土在春日稀薄的阳光中飞舞，像是无数不安分的魂灵。
“主任，这里边好像有东西！”一个工人匆匆跑来，手里拿着一个用粗布包裹的物件。
杨友来接过那个包裹，粗布已经发脆，轻轻一碰就碎裂开来。里面是一沓泛黄的纸张，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最上面一页的标题赫然映入眼帘：“我的自白——韩庆年”。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韩庆年，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
在夏家大队插队的那些年，他无数次听人提起过这位年轻的盘山农场的场长，治理辽河流域的水患。
有人说他是才子，有人说他是疯子，更多的人在提到他时讳莫如深。
杨友来快步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小心翼翼地展开那些纸张。字迹因年久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书写者的工整笔迹：
“9月15日。这是我被关押在这里的第47天。窗外的柳树叶子开始变黄了，我记得大辽河岸边上也有这样的柳树，秋天时，人们总喜欢在落叶上踩来踩去，听那沙沙的响声......”
“今天的风真冷啊，脖子像断了一样疼，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不让我睡觉。我的头很痛，但神志异常清醒。我知道他们在害怕，害怕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杨友来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翻到最后一页，日期是10月3日，也就是韩庆年去世的前三天：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能感觉到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但我不后悔，一点也不。我始终相信，无论黑夜多么漫长，黎明终将到来。如果有一天有人看到这些文字，请告诉我的家人，我清清白白地来，也清清白白地走。要相信真理，哪怕它暂时被谎言掩盖，唯一遗憾的是盘山，我对不起你，大辽河的水患还如伺机而动的猛虎……”
纸页的右下角，有一片深褐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
杨友来瘫坐在椅子上，冷汗浸湿了他的后背。
他点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那时，他刚从沈阳来插队到夏家大队。受高玲撺掇喝了墨水，烧坏了胃黏膜，是德麟赶着马车跑了二十里地，把他送到盘山医院，救了他一命。
“你小子不要命了？”德麟一边帮他搓着冻僵的双脚，一边呵斥道，眼神里却是藏不住的关切。
那一晚，他们围坐在德麟家的炕上火盆旁，德麟跟他讲起了韩庆年的故事。
“韩场长是个好人啊，”德麟的声音低沉，“打小鬼子的时候，他还救过我的命……”
杨友来还记得德麟说这些话时的表情，那种混合着崇拜和热切的神情，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里。
后来，正是杨友来冒着风险，将韩庆年的死讯告诉了德麟。
他清楚地记得德麟听到消息时，瞬间苍白的脸色，以及那双因紧握而青筋暴起的手。
“怎么死的？”德麟的声音嘶哑。
“说是畏罪自杀，但......”杨友来没有说下去，他们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
那一刻的沉默，沉重得令人窒息。
如今，十年过去了，这份意外发现的手稿，让所有的记忆都鲜活起来。
杨友来抚摸着那些发黄的纸页，仿佛能感受到书写者最后的体温。
他知道，自己手中握着的，不仅是一个逝者的遗言，更是一个时代的证词。
接到了杨友来的电话邀约，德麟第二天清晨，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粮库大院。
粮库在南大街的北边，方圆五百米的院子，里面堆着一排排的粮囤。
靠近南大街是两排旧平房，工人们正忙着翻修，这些旧的库房年久失修，该拆的拆了，该重建得重建。
杨友来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看见德麟，老远就跑过来，握着他的手：“德麟书记，可算见到你了！当年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德麟摆摆手，“说那干啥？谁还没个为难的时候……”
杨友来拉着他的手，进了办公室里，想起当年插队的事，俩人都感慨万千。
“德麟哥，我今天让你来，是有个事儿……”杨友来的声音忽然压低了下来。“韩庆年同志……我们在粮库翻修时发现的，在墙缝里。”
他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有点儿沙哑，“当年他被关在粮库的那间旧房子，就是现在要拆的那排……”
德麟心里一动：“友来，关他的那间房子现在还在吗？”
杨友来没说话，从抽屉深处拿出来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的纸张已经发黄，边缘都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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