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黎明，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冷酷。天边刚泛起一丝鱼肚白，尖利急促的哨声便像冰冷的鞭子，抽碎了宿舍里残存的、并不踏实的睡梦。
“起床！出工了！快！快！” “老炮手”连长那粗犷的、不容置疑的吼声紧接着在窗外炸响。
姑娘们像受惊的兔子，挣扎着从尚有余温但依旧不均匀的土炕上爬起。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酸痛，尤其是昨晚被炕面烫到或冰到的地方，更是难受。但没人敢耽搁，手忙脚乱地套上冰冷梆硬的棉袄棉裤，胡乱用刺骨的井水抹把脸，抓起昨晚剩下的冷窝头塞进嘴里，便跌跌撞撞地冲向门口的集合点。
春寒料峭，晨风比白天更加刺骨，吹在脸上如同刀割。黑色的土地还冻得硬邦邦的，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花挂在眉毛和睫毛上。
负责带她们这些女知青干活的，是连里有名的“大榔头”班长。人如其名，他个子不高，但壮实得像个铁墩子，胳膊有一般人大腿粗，脸庞黑红粗糙，布满皱纹，一双大手结满了厚厚的老茧，看上去就像两把真正的榔头。他话不多，总是拧着眉头，看人的眼神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审视和怀疑，尤其是对这些从城里来的、细皮嫩肉的“学生娃”。
“哼，又是群娇小姐。”这是他对这群新来女知青的第一句评价，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每个人听见，带着浓重的轻蔑。“排好队！跟紧俺！今天任务，刨粪堆！”
所谓的粪堆，是连队牲畜圈一个冬天积累下来的冻粪肥，像一座小山般冻结得硬如岩石，散发着浓烈刺鼻的气味。
“大榔头”班长示范了一下，抡起沉重的尖头镐，嘿的一声，镐头深深楔入冻粪块，再一撬，一大块粪肥就崩裂开来。动作干净利落，充满力量。
“就照这样干！今天把这堆刨完！”他把镐头往地上一杵，命令道。
姑娘们面面相觑，看着那冰冷的、散发着恶臭的“小山”，以及那沉重的镐头，心里直发怵。
孙卫红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说：“同志们！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粪肥臭，但思想不能臭！我们来就是改造思想的！干！”她率先拿起一把镐，模仿着班长的动作抡起来，但镐头砸在冻粪上，只留下一个白点，震得她虎口发麻，龇牙咧嘴。
其他人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前。
劳动，以其最原始、最粗重的方式，开始了。
对于这些城市学生来说，这无疑是地狱般的折磨。镐头沉重，冻粪坚硬。一镐下去，往往只能砸下一点冰碴，反震力却通过木柄狠狠传导到手臂、肩膀，震得五脏六腑都仿佛错了位。没干几下，几乎所有姑娘的手上都磨出了水泡，水泡很快破裂，血水混着汗水，粘在粗糙的镐把上，钻心地疼。
李晓芳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哭了。她力气小，抡不动镐，只能拿着铁锹在后面勉强清理刨下来的碎块，没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眼泪和汗水糊了满脸。恶臭熏得她阵阵干呕。
“大榔头”班长背着手在旁边走来走去，时不时冷冰冰地扔下一句：
“没吃饭吗？使劲！”
“啧，这细胳膊细腿的，能干啥？”
“干不了就一边待着去，别碍事！”
他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割裂着她们残存的自尊。
孙卫红始终咬着牙，一边拼命抡镐，一边气喘吁吁地给大家鼓劲：“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同志们……想想……铁人王进喜……”她的口号在极度的体力消耗下，变得断断续续，但依旧是她对抗疲劳和痛苦的方式。
赵庆兰始终沉默着。她没有像孙卫红那样喊口号，也没有像李晓芳那样哭泣。她只是埋着头，一下，一下，又一下地抡着镐。虎口磨破了，渗出的血染红了镐把，她撕下布条缠上，继续。肩膀被沉重的镐头带得又酸又肿，仿佛要脱臼，她咬紧牙关，调整姿势，继续。汗水浸透了她的内衣，冷风一吹，冰凉地贴在身上，她也顾不上。
她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不服输的劲，一股要向“大榔头”班长证明“学生娃”不是孬种的劲，更是一股要实现自我价值、不辜负远方期待的劲。林卫东在信里描述的西北艰苦和他们的坚持，成了她此刻无声的精神燃料。
“大榔头”班长那挑剔的目光，偶尔扫过赵庆兰时，会略微停留一下，眉头依然拧着，但似乎少了一丝轻蔑，多了一点点不易察觉的讶异。
这仅仅是开始。
春天的北大荒，劳动一项接着一项，永无止境。刨完粪，就是播种。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一眼望不到头。每人发一个装着种子的簸箕，沿着划好的垄沟，一步步向前，弯腰，点种，覆土……重复成千上万次。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直都直不起来，眼睛被黑土反光刺得生疼。
夏天，是锄草的季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在这里有了最残酷的具象化。烈日当空，闷热无比，玉米叶子像锋利的刀片，在手臂和脸上划出一道道血痕。汗水流进伤口，又痒又痛。巨大的蚊蠓成群结队地袭来，轰不走打不散，咬得人满身是包。重复的机械动作让人麻木，仿佛永远看不到地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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