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挤地铁的时候，我又被人踩了一脚，新换的白球鞋上多了个黑糊糊的印子，像块甩不掉的膏药。我张了张嘴，想说句“小心点”，但看到对方低着头玩手机，手指飞快地刷着屏幕，一脸浑然不觉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口头禅，也是我二十八年人生里最根深蒂固的信条。地铁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像被按了静音键，只有空调的呼呼声和偶尔响起的到站提示音，空气里飘着早餐的油味、汗水的酸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属于城市清晨的压抑感。我靠在扶手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广告牌，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这地铁里的一颗螺丝钉，沉默地跟着轨道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也不知道能不能停下来。
到公司的时候，打卡机显示八点五十九分，差一秒就迟到。我松了口气，快步走向自己的工位，刚坐下，隔壁的李姐就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说：“小周，昨天那个项目报告，王经理问起来，我就说你还在核对数据，你抓紧点，下午之前必须给我。”我愣了一下，那个报告明明是她负责的，昨天下午她临时说家里有事，把一堆乱七八糟的资料丢给我，说让我“帮忙看看”，结果现在倒好，直接把责任推到了我身上。我想反驳，想说“这不是我的活”，但看着李姐脸上堆着的假笑，还有她眼里那点“你懂的”的暗示，话到喉咙又卡住了。我点点头，说了句“好”，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李姐满意地笑了笑，转身去茶水间冲咖啡了，留下我对着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心里堵得慌。
其实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在这家公司做了三年，从一个实习生做到普通职员，没犯过什么错，但也没什么存在感。领导开会的时候，我总是坐在最角落，别人踊跃发言，我就低着头记笔记；同事之间有矛盾，我从来都是两边都不得罪，沉默是金；甚至有一次，明明是我想出的创意，被同组的小张拿去跟领导邀功，我也只是在心里默默难受了几天，没敢说出来。我知道自己太懦弱，太习惯沉默，可我就是改不了。小时候，我爸总说“枪打出头鸟”，“少说多做不吃亏”，这些话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被班里的几个男生欺负，他们抢我的作业本，在我背后贴小纸条，我告诉老师，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小孩子打闹”，而我爸知道后，不仅没安慰我，反而骂我“没用，这点事都处理不好，只会告状”。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沉默，遇到什么事都自己扛，不说话，不反抗，像一只缩在壳里的乌龟，以为这样就能避免伤害。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跟同事一起去楼下的餐厅，而是一个人走到了公司附近的小公园。公园里有个老太太在卖花，推着一辆旧自行车，后座上摆着各种颜色的康乃馨和小雏菊，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看起来很新鲜。老太太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眼睛很亮，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堆起一堆褶子，很亲切。我走过去，想买一束花放在工位上，换换心情。“小伙子，要什么花？”老太太笑着问，声音有点沙哑，但很温和。“随便来一束吧，便宜点的。”我说。老太太挑了几朵粉色的康乃馨和几朵黄色的小雏菊，熟练地包起来，递给我：“十五块钱，祝你天天开心。”我付钱的时候，看到她的手，布满了老茧，指关节有点变形，应该是常年干活留下的。“阿姨，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出来卖花啊？”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怕冒犯到她。老太太笑了笑，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老伴喜欢花，年轻的时候总给我种，现在他走了，我就出来卖卖花，看着这些花，就像看到他一样。”她的语气很平淡，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淡淡的怀念。“那您每天都来吗？”“差不多吧，除非下雨下雪，不然都在这儿。”老太太顿了顿，又说：“小伙子，我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啊？”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这么说，赶紧摇摇头：“没有，就是有点累。”老太太看着我，眼神很温柔：“累了就歇歇，别憋在心里。人活着，哪能没点烦心事呢？该说的要说，该争的要争，总憋着，会憋出病来的。”她的话像一根小针，轻轻刺了我一下，心里某个地方突然有点疼。
我拿着花回到工位，把它放在桌角，粉色和黄色的花朵在一堆灰色的文件里显得格外亮眼。我看着花，想起了老太太的话，想起了这些年自己的沉默。上学的时候，我喜欢过一个女生，她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眼睛很大，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我每天都想跟她说话，想告诉她我喜欢她，但每次看到她，话到嘴边就说不出来，只能远远地看着她。有一次，学校组织文艺汇演，她要唱一首歌，我特意提前去了礼堂，占了第一排的位置。她唱歌的时候，灯光照在她身上，特别好看，我鼓起勇气，想等她唱完就去给她送一瓶水，告诉她我喜欢她。可等她唱完，有很多男生围了上去，送花的送花，夸她的夸她，我看着那场面，又退缩了。最后，我只是默默地把水放在了她的课桌里，没留下名字。后来，她转学了，我再也没见过她，这件事也成了我心里一个遗憾的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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