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的春节后，刚到四周岁的二兴杨克俭，在老妈王美芬、爷爷王传文以及两位市教育局干部的监护下，坐了16个多小时的火车，到了首都燕（yn）京。
这是由于去年开始被送到职工托儿所的二兴，不仅各相关学习成绩优异，还会自己编故事讲故事。
在托儿所老教师庞敏阿姨的帮助下，一本着名为二兴的首部华夏国内地儿童系列童话书《葫芦娃》正式问世。
庞阿姨是根据二兴的口述付诸纸面的，一开始被春城机车厂教育课采用了，当做六家厂办托儿所的统一入学教材。
后来这个故事被春城的教育局知道了，派人下来调查后，找到了吉省少儿文艺出版社，发行了有国家图书正式编号的正式版本。
这一次二兴以及春城教育局，接到了来自燕京儿童出版社的邀请函，由他们来牵线，配合申城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一部13集的系列剪纸动画片。
尽管这个童话故事的版权现在属于春城教育局，但作为故事原创的二兴才四岁。
这么显赫的幼龄童话故事小作者的存在本身，对于文化事业发展还极其落后的华夏内地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正能量导向性宣传大事件。
因而，之前费尽心机获得故事版权的春城教育局，也不敢继续占用了，于是就有了带着二兴及其监护人，去燕京版权总局重新注册版权的事情。
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申城美术电影制片厂，读过了故事后，就产生了将它制作成动画片的想法。
于是他们联系了燕京儿童出版社，借着这一次的机会，跟二兴的妈妈商谈一下故事版权问题。
其实早在吉省少儿文艺出版社发行第一版的时候，二兴和家人已经得到了第一笔费用，尽管只有可怜的13块六毛五，也不知道有零有整的算法的来处。
但十几块钱也相当于王美芬半个月的工资了，所以早就高兴地合不拢嘴。
因为在杨家人的眼里，小小的年纪就能给家里增光添彩，远比得到了多少钱要有意义得多。
当然了，一家人也不可能懂什么版权、稿费的事情，一直打心里认为人家看上了孩子的故事是瞧得起咱，脑子里可没有一点金钱的概念。
而且故事的内容，大人看了只会觉得幼稚，并没有哪一个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
在得知市里出钱买火车票，到了燕京又包吃包住后，王美芬激动得几天都没合眼。
再有就是整个春城机车厂领导层的重视，不仅许诺了将来有可能会提拔杨运喜为车间主任，更是转达了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邀请，去铁路文工团参观学习。
那时候可没有什么旅游、文化交流这一说，一切官方半官方的出外活动都会套用一个统一的参观学习的名目。
实际上，这种邀请就等于公家掏钱的异地旅游，毕竟二兴的父母都是铁道部下属企业的正式职工，职工家属做出了成绩，也等于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份功劳。
能得到铁路文工团的邀请，对春城机车厂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重要到今后跟主管单位又多出来一条沟通渠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玩笑话。
夫妇俩都受到了厂里的格外重视，难怪王美芬会几天几夜的睡不着，吃不好，老实巴交半辈子了，啥时候想过还能有这等待遇。
实际上，在赶去首都的绿皮火车上，随行的事教育局的干部们，就见识到了传说中神童的社交天分。
二兴这孩子自打上了车就没有消停过，迈着偶尔还有点趔趄的两条小短腿，就在卧铺车厢自来熟的跟其他乘客热情地打招呼。
再加上开车不久就到了晚饭点，乘客们都拿出了自备的干粮和水壶。
二兴的手里也捧上了老妈连夜烙的发面饼，夹上一根沾了酱的大葱就边吃边去四处跟人打招呼。
这孩子原本就长得胖乎乎的格外可爱，人见人喜，加上小大人似的能说会道，很得周围人的喜欢。
所以他逛了一圈回来后，发面饼里就不止裹着大葱了，还有乘客送的沟帮子烧鸡，哈市红肠等荤食，两边口袋里还装着满满的瓜子、干果和牛奶糖。
教育局的干部因此悄悄地跟王美芬说了：“早听说机车厂那块出了个小神童，今天可算是开了眼界，这哪里还是个孩子，简直是个人精嘛！”
要说溺爱的话，爷爷王传文远比孙女王美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大孙子可懂事了，自从生下来哭了一次后就没再哭过，而且一岁多就能一个人坐小板凳上一下午，不哭不闹，也不给大人添乱，嘴里嘟嘟囔囔地自得其乐得很，没有人知道他脑袋里都想些啥！”
王美芬纠正自家的爷爷：“怎么没再哭过，9月9日伟人逝世的那天，他胸前戴着小白花，在厂西门的追悼会上放声大哭了好久，回家后的嗓子都哑了！”
王传文一拍脑壳：“瞧我这记性，他那天回家我刚好从吊顶子山赶回来，看到了他红肿着眼睛，当时急着去参加追悼会，也没顾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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