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车队驶回红星县委大院时，天边还残留着一抹暗红色的晚霞。
县委大楼里灯火通明，但安静得出奇——所有工作人员都还在岗位上，等着这场迟来的座谈会。
宋江没有去安排好的招待所休息，直接走进了三楼的常委会议室。
长方形会议桌上已经摆好了桌签，白瓷茶杯里冒着热气。省里来的领导坐一边，县里的干部坐另一边，泾渭分明。
孟海江最后一个进来，脸色疲惫，手里拿着厚厚一摞材料。他今天穿了一天的夹克衫，袖口沾了些尘土，是下午在平寺镇查看油茶基地时蹭的。
“都坐吧。”宋江在主位坐下，没看材料，目光直接落在孟海江脸上，“海江同志，你先说。今天看了一天，有什么感受？”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空调出风的嗡嗡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孟海江身上。
孟海江站起身，没有拿稿子。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干涩：“宋书记，各位领导，今天这一趟，把红星县最真实、最不堪的一面都看完了。我作为县委书记，负有第一责任。”
他的开场很直接，没有推诿。
“红星的问题，我们县委不是没看到，也不是没努力过。”孟海江翻开笔记本，但没看，“过去五年，我们搞过蔬菜大棚、搞过生猪养殖、搞过乡村旅游，还从省农科院请过专家。但每次都是热闹一阵子，就悄无声息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县领导班子：“为什么？我反思过很多次。一是项目选择拍脑袋，看别人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没结合红星的实际。二是虎头蛇尾，开头轰轰烈烈，后期没人管，技术跟不上，市场打不开。三是……”
说到这里，他声音低了下去：“三是干部精气神不足。碰几次壁，就灰心了，觉得红星就这样了，再怎么折腾也没用。”
这些话很重，也很真实。坐在旁边的县长秦商海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资金呢？”宋江问，“每年从上到下拨的扶贫资金、专项资金，都用在哪了？”
秦商海接过话头，他面前摊开一本厚厚的账本：“书记，我汇报一下财政情况。去年中央、省、市三级拨付的各类资金，总共八千六百万元。其中扶贫专项资金三千二百万，产业发展资金两千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两千四百万，其他一千万。”
他翻着账本，一项项报：“这些钱，我们主要用于几个方面：一是贫困户直接补贴，二是扶贫车间建设，三是道路硬化，四是安全饮水工程。每一笔都有台账，有审计。”
“效果呢？”宋江追问。
秦商海沉默了。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老实说……效果不明显。扶贫车间建了七个，现在还在运转的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勉强维持。道路修了，水通了，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很慢。”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无力感：“我们算过账，全县十二万贫困人口，八千六百万平摊下去，每人每年七百多块钱。这点钱，能改变什么？”
这话很尖锐，但没人反驳。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接下来，其他县领导也陆续发言。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说起油茶产业——红星的山地适合种油茶，县里推广了三年，种了五万亩。
但加工跟不上，鲜果卖不出价钱，很多农民又把茶树砍了改种玉米。
分管旅游的副县长谈到七坪镇：“红色资源我们想开发，但算过账，光是把老街修缮、遗址保护做起来，就要一个多亿。县里拿不出这个钱，招商又招不来。”
每个人都摆问题，每个人都谈困难。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重。窗外的天完全黑了，县委大院里的路灯亮起来，在窗户上投下昏黄的光影。
宋江一直安静地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笔。等所有人都说完了，他合上本子，环视一周。
“听了半天，我总结一下。”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红星的问题，可以归为三类：一是自然条件差，这是客观事实；二是产业基础弱，这是历史欠账；三是——”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起来：“干部思想僵化，这是主观问题。”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今天我走了四个乡镇，看了十几个点。”宋江继续说，“在开发区，我看到大片土地荒着，一问，圈了三年没动静。在七坪，红色遗址破败不堪，展览室积了厚厚一层灰。在平寺镇的油茶基地，农民告诉我，他们种的油茶果，收购价一斤才八毛钱——而市场上茶油卖多少钱？八十块一斤！”
他的声音提高了些：“这中间的差价哪去了？为什么不想办法搞深加工？为什么不想办法创品牌？为什么就甘心当原材料供应地？”
一连串的“为什么”，像鞭子一样抽在每个人心上。
“还有文旅项目。”宋江转向分管旅游的副县长，“你说没钱开发。那我问你，有没有试着先做小一点？比如先把一个遗址修好，搞个红色研学路线？有没有和周边县市联动，搞区域旅游联盟？有没有想过用短视频、直播这些新方式，先把红星的名气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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