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称服装为“衣裳”，便是源自于此。其服饰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设计为紧窄的样式，长度齐膝，便于活动。虽然商代服饰的基本形制趋同，但实际上商朝的服饰还是具有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比较高级的染织品、刺绣品及装饰品都由奴隶主阶级享用，而底层的民众只能穿麻布以及与麻布同类的葛布制成的编织物。
除形制以外，商朝服饰严格的等级制度还体现在颜色的使用上。贵族的礼服，上衣多采用青、赤、黄等纯正之色，下裳多用间色，如缁、赭、绿等经过数次浸染的颜色，并且衣领，衣袖处还有镶边，日常家居则常穿缟衣，绿衣和缁衣。平民百姓的衣服就没有这么丰富多彩了。
殷商时期的装饰纹样造型，强调夸张和变形，结构以几何框架为依据作中轴对称，将图案严紧地适合在几何框架之内，特别夸张动物的头、角、眼、鼻、口、爪等部位，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的轮廓线表现出一种整体划一，严峻狞厉的美学风貌，象征着奴隶主阶级政权的威严和神秘，这是奴隶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时代风格。
服和饰通常是搭配出现的。从殷代的出土玉石人形象可见殷代男女贵族身上还有佩玉的习惯，统治者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的玉佩制度，用以区别阶级和等级。商人玉佩的形式，一般是把玉雕琢成各种小动物形象，最常见的是一种玉鱼。
殷商时期，服饰能够出现这样的等级差别，与当时相对于原始经济而言的繁荣和技术进步密切相连。正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才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众多的服饰资料，统治阶级才能择其优者自用，而弃其劣者予贫民；才能够在服饰材料的质地、颜色、图案上分等论级，这就给后代的等级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在后世正式确立了章服制度。
自商代起，古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精美豪华的乐器大增。人们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音高概念，音阶的观念也比较成熟，并掌握了半音概念。十二音律体系在商代已奠定历史基础。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女乐在商朝也得以延续发展，娱乐性、表演性乐舞也随之发展。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据商代的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代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但这些自然神只仍属于万物崇拜，变化有限，比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
“帝”是商人心中的最大神，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也是社会秩序的主宰。这种“一元”（帝）“多神”（自然神只）的信仰模式，与现实世界的“王权政治”相仿。简单来说，人世有君王统治百姓，在自然界有“帝”统治自然神只，但“帝”的能力和权威更凌驾世间君王之上，他是一切万物的主宰。商人曾经赋予“帝”以主要的自然权能和战事权能，曾朝着塑造其为至上神的方向发展。祭祀的原初宗教意义是祈求神灵回报以赐福，或禳解人之祸灾。从卜辞中可知，“帝”本身神秘而飘渺，且具有致患于人、与人世为敌的特性。相对于这一虚无不定的天神“帝”，人祖被视为商族的保护神。祖先神的可亲近性和祖先崇拜的传统，促使晚商王室将高高在上的“帝”与自身的谱系连在一起，“帝”作为天神日渐退出神坛，而人祖地位悄然上升，最终实现了“帝祖合一”。商族在中原建立商朝之后，常派人到北方草原举行祭祖仪式。杨宽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而这些神话，按其来源可分为东（殷人—东夷）、西（周人—西戎）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创世神话经过各自长期的分化演变，最后逐渐融合重组，在商周时代形成了上自黄帝下至夏禹的古史传说系统。
商人问卜的对象有三大类，即天神、地只、人鬼。在这三类之中，权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对自然气候的控制，这些问卜主要是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欠。第二是主宰人世间的祸福奖惩。第三是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由于商代仍属部族式的社会形态，仍需以战争手段征服诸边各部落，商王往往向“帝”问卜战争的胜败，看看“帝若”，还是“帝不若”。由此来看，商人日常生活中，几乎莫不祷于“帝”，在如此的宗教心理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商人何以会有“好祀”、“重祀”之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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