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教授,您说封印是为了保护意义的有限性,但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意义呢?延长生命就是在延长意义本身。这个逻辑漏洞,您看到了吗?”
曼因斯坦问道。
韦伯的声音带着一种研究者在面对逻辑悖论时特有的兴奋:“他说得有道理,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意义的载体,那延长生命就是在延长意义的存在时长。一个百岁老人和一个五十岁的人相比,前者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去爱、去思考。从这个角度看,延长寿命本身就是扩大意义的总量。封印限制了意义的最大化,那封印就是坏的。”
“那如果延长到两百岁呢?五百岁呢?永生呢?”杨平问。
“每一段增加的时间都有意义,多一天是一天,多一年是一年。按照这个逻辑,没有上限。”
“那无限呢?无限的时间,意义的总量也是无限的。听起来很好。但无限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今天做的一切,明天都可以再做一遍,后天可以再做一遍,一万年后可以再做一遍。没有什么是唯一的,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选择都可以被撤销,每一个决定都可以被推翻。在无限的时间里,选择失去了它的根本属性——不可逆性。没有不可逆的选择,就没有真正的选择。”
“这是从个体出发的思考,如果从人类的群体思考,整个群体的人都获得永生,你可以想想那时一种如何恐怖?就像一湖水,再也没有循环,没有与外界任何交换。”
韦伯思考片刻说:“那我们是站在哪一边?”
杨平说:“站在中间,理解封印的存在,理解有限性的意义,在封印允许的范围内优化修复程序,让它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挥更好的作用,找到一个平衡点。”
“平衡点在哪里?”
“不知道,所以我我们必须慢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寻找。做一批新的实验,不追求极致的修复速度,而是追求稳定、可控、可逆的修复效果。在每一个实验里都设置观察窗口,看修复程序被激活之后,组织结构和功能是否保持稳定。如果在某个激活强度下出现了异常,那个强度就是边界。我们就停在边界的前面。”
“还有一个最让人担忧的事情,寻找平衡点只是我们一厢情愿,这个魔盒一旦打开,总有人控制不住,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将他的魔力完全释放出来。”
“当然,也可能我们是杞人忧天,或许我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没办法找到真正打开封印的钥匙。但是即使是杞人忧天,我们也必须谨慎,万一,万一打开这个魔盒呢?”
韦伯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同意你的意见,这比之前的实验复杂得多,我们需要重新设计整个实验方案。”
“那就重新设计。”
杨平站到窗前,办公室的楼下,银杏树又开始落叶了。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旋转着飘落,铺满了地面。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篇论文,讲的是树木的落叶机制。植物会在秋天主动切断叶柄的供应通道,让叶子脱落。这不是被动的凋零,是主动的程序化过程。树在冬天到来之前,主动放弃了叶子,因为保留叶子的代价超过了收益。放弃是为了生存。封印也是一种放弃,放弃无限修复的可能,换取形态的稳定和功能的可预期性。
他转身走回办公桌前,打开实验记录本,翻到最新的一页,写下了一行字:“继续研究封印的机制,但不追求打破封印。目标是理解封印的调控逻辑,在封印允许的范围内优化修复效率。”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里。
但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好。有些东西一直在他脑子里转。“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意义呢?”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裂缝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那里。他知道它在哪里,知道它有多长,知道它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旁边。他想起自己白天在实验记录本上写的那句话,“理解封印的调控逻辑”,—然后忽然意识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封印本身也在演化呢?
如果把人类八十年的平均寿命看作封印的默认设置,这个设置并不是固定的。演化的历史就是封印不断调整的历史。祖先的寿命可能只有二三十年,封印更紧。现代人类的寿命延长到了七八十年,实际上就是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在让封印松了一些。医学进步本质上就是在逐步松动封印的过程。疫苗、抗生素、外科手术、靶向药物,每一项进步都在把生命的边界往外推。从这个角度看,杨平发现统一理论、找到受体X,只是这个漫长的“松动封印”进程中的一个环节。
但问题是,这个进程有终点吗?
如果有,终点在哪里?是永远松动下去,直到封印完全消失?还是在某个点上停下来,因为再往前就进入了不可逆的风险区域?
杨平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天色开始泛白。
第二天一早,杨平走进研究所的时候,看到唐顺和韦伯已经站在公告栏前讨论着什么。他走近了,听见唐顺正在说:“……那篇《封印》发表之后,我收到了至少六封邮件,都是问同一个问题:既然封印是对有限性的保护,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修复程序?研究它本身不就是在挑战封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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