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教授，您说封印是为了保护意义的有限性，但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意义呢？延长生命就是在延长意义本身。这个逻辑漏洞，您看到了吗？”
曼因斯坦问道。
韦伯的声音带着一种研究者在面对逻辑悖论时特有的兴奋：“他说得有道理，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意义的载体，那延长生命就是在延长意义的存在时长。一个百岁老人和一个五十岁的人相比，前者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去爱、去思考。从这个角度看，延长寿命本身就是扩大意义的总量。封印限制了意义的最大化，那封印就是坏的。”
“那如果延长到两百岁呢？五百岁呢？永生呢？”杨平问。
“每一段增加的时间都有意义，多一天是一天，多一年是一年。按照这个逻辑，没有上限。”
“那无限呢？无限的时间，意义的总量也是无限的。听起来很好。但无限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今天做的一切，明天都可以再做一遍，后天可以再做一遍，一万年后可以再做一遍。没有什么是唯一的，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选择都可以被撤销，每一个决定都可以被推翻。在无限的时间里，选择失去了它的根本属性——不可逆性。没有不可逆的选择，就没有真正的选择。”
“这是从个体出发的思考，如果从人类的群体思考，整个群体的人都获得永生，你可以想想那时一种如何恐怖？就像一湖水，再也没有循环，没有与外界任何交换。”
韦伯思考片刻说：“那我们是站在哪一边？”
杨平说：“站在中间，理解封印的存在，理解有限性的意义，在封印允许的范围内优化修复程序，让它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挥更好的作用，找到一个平衡点。”
“平衡点在哪里？”
“不知道，所以我我们必须慢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寻找。做一批新的实验，不追求极致的修复速度，而是追求稳定、可控、可逆的修复效果。在每一个实验里都设置观察窗口，看修复程序被激活之后，组织结构和功能是否保持稳定。如果在某个激活强度下出现了异常，那个强度就是边界。我们就停在边界的前面。”
“还有一个最让人担忧的事情，寻找平衡点只是我们一厢情愿，这个魔盒一旦打开，总有人控制不住，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将他的魔力完全释放出来。”
“当然，也可能我们是杞人忧天，或许我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没办法找到真正打开封印的钥匙。但是即使是杞人忧天，我们也必须谨慎，万一，万一打开这个魔盒呢？”
韦伯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同意你的意见，这比之前的实验复杂得多，我们需要重新设计整个实验方案。”
“那就重新设计。”
杨平站到窗前，办公室的楼下，银杏树又开始落叶了。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旋转着飘落，铺满了地面。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篇论文，讲的是树木的落叶机制。植物会在秋天主动切断叶柄的供应通道，让叶子脱落。这不是被动的凋零，是主动的程序化过程。树在冬天到来之前，主动放弃了叶子，因为保留叶子的代价超过了收益。放弃是为了生存。封印也是一种放弃，放弃无限修复的可能，换取形态的稳定和功能的可预期性。
他转身走回办公桌前，打开实验记录本，翻到最新的一页，写下了一行字：“继续研究封印的机制，但不追求打破封印。目标是理解封印的调控逻辑，在封印允许的范围内优化修复效率。”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里。
但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好。有些东西一直在他脑子里转。“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意义呢？”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裂缝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那里。他知道它在哪里，知道它有多长，知道它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旁边。他想起自己白天在实验记录本上写的那句话，“理解封印的调控逻辑”，—然后忽然意识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封印本身也在演化呢？
如果把人类八十年的平均寿命看作封印的默认设置，这个设置并不是固定的。演化的历史就是封印不断调整的历史。祖先的寿命可能只有二三十年，封印更紧。现代人类的寿命延长到了七八十年，实际上就是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在让封印松了一些。医学进步本质上就是在逐步松动封印的过程。疫苗、抗生素、外科手术、靶向药物，每一项进步都在把生命的边界往外推。从这个角度看，杨平发现统一理论、找到受体X，只是这个漫长的“松动封印”进程中的一个环节。
但问题是，这个进程有终点吗？
如果有，终点在哪里？是永远松动下去，直到封印完全消失？还是在某个点上停下来，因为再往前就进入了不可逆的风险区域？
杨平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天色开始泛白。
第二天一早，杨平走进研究所的时候，看到唐顺和韦伯已经站在公告栏前讨论着什么。他走近了，听见唐顺正在说：“……那篇《封印》发表之后，我收到了至少六封邮件，都是问同一个问题：既然封印是对有限性的保护，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修复程序？研究它本身不就是在挑战封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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