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缺人，又不想滥竽充数拉低战斗力，只能如此，后续人手逐渐填补到位后，应该会分开。
情报科也一样，分设了一个军事情报科，王鹤峰升任副科长，实际主持工作，与军事行动科一样，主要工作聚焦反日谍及对日情报工作等等这些。
徐顾煜照旧兼了军事情报科一个副科长，在军事行动科，徐顾煜也是负责主持工作的副科长，至于两个正科长，目前都由戴老板兼任。
一个原因，是两科室都是情报处的精华部分，另一原因，则是把位置占住，徐顾煜与王鹤峰，资历都浅了一些，尤其兼并调查科后，又多了不少黄埔老资历，担心被人插手进来。
再一个，老蒋现今还是以安内战略为主，两部门的任务，可能受到干扰插手，甚至触怒上面，他兼着这正职，必要时也可挡挡事。
另外，徐顾煜资历稍深，所以还兼了另一个职务，也是新设的，处里下设军情室办公室副主任，高于科级半级，副主任相当于正科职位。
这新部门，算是统辖对外，狭义上主要就是对日的各类工作，既遮遮掩掩，但也统一了这方面工作的指挥问题，主任也由戴老板兼任，徐顾煜负责主持工作，让他能明正言顺负责并指挥对外这条线。
至于原行动科、情报科，则负责对内工作，也就是对国府军警宪的督察，对地方军阀势力的渗透监视，以及对我党的情报及打击工作。
被抽调空出的位子，原单位的人占了一部分，被吞并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人占了一部分，不过也都往里面掺了沙子，或是直接打散重组。
南昌行营调查科，可是老蒋寄予过重望的，给的支持不少，人才多、设备好，像无线电侦测，情报处只能靠三角定位法，自己去测算电台的位置，结果人却有两台无线电侦测车。
不过现在，这些精华部分，几乎都被情报处分食干净，保持原组织架构的，基本只剩下些歪瓜裂枣。
当然，不是说他们没能力，只是身份、背景上有这那的毛病，像地痞或红党叛逃人员。或是走的非技术或专业类路线，像走管理路子的。
管理不就是领导嘛！谁不想干？你来了不是抢人位置，所以这些人也被划归到了歪瓜裂枣行列，受到了原情报处队员的不少排斥。
当然，不是说原情报处这些人有多干净，只是那些人是外来者，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便挑出对方身上这些瑕疵，以此为靶，去打压排挤一部分竞争者。
另外，林默在档案室那边还耳闻了一些消息，情报处内部的派系情况也隐隐发生了变化，甚至有压过原派系划分的苗头。
之前情报处内的派系，算是颇为复杂，要么以地域划，像浙江派、广东派之类，要么以背景划，像黄埔、非军校等，要么以亲疏划，像亲信、非亲信等，多且杂，但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也不算严重。
但现在，伴随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加之他们原本算是专门针对我党的单位，眼下，除被分食的精华部分的人员，余下多数也在这条线上。
而情报处，因在对日工作上获得大量成果，多数人也都多少分润到了其中功劳，且在多数人心中，斗日本人远比内斗更值得夸耀。
于是，两条线开始隐隐出现了对立，且这对立显得更加清晰，加之其他种种原因，已经有形成两个大派系的苗头。
对外派，被动成为核心的，便是军事情报科、军事行动科，这两个对日的核心力量，不过不论林默还是其余人，对此并不热衷，只是被人架起来的。
真正热心于此的，是原负责监控军警宪、军阀及除红党外国内其他反对势力的那些人，他们在情报处内，势小占不了主流，跟原调查科的也出现竞争，且吃过反日谍的好处，于是便围绕在两科周围，以所谓对外为说辞排挤他人。
当然，林默等人不热衷，但也不会拒绝，毕竟好歹站自己这边，而且冲锋在前的也是他们，如果真没了他们，那林默等人不热衷也得下场。
对内派，由半数以上的原调查科人员，以及原情报处，叛逃的红党及热衷对付红党的那些人构成，当然，他们是被动的，被对外派排挤孤立成为对头，势力也较弱。
其中一些人，并非愿意选择成为所谓的对内派，但没办法，派系斗争就是不讲理的，你不愿也只能被动贴上标签，跳反往往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当然，对内派中也不缺少积极分子，说是派系，实则争的是利益，除非他们放弃，但谁愿意呢？尤其原单位的既得利益者，本次吞并，利益多多少少受损，不少寄希望于派系斗争抢回或保住利益。
不过他们的境况并不好，在情报处内部，他们是弱势方，戴老板也偏向对外派，没办法，亲信及老部下们多数都在这边，戴老板没直接站队，已经是在竭力维持平衡了。
对外，他们倒是想捞些功劳、利益之类来傍身，但党务处严防死守，之前的情报处便是大敌，更别说现在又吞并了调查科，防得盯得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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