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酒店，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吹来。肖向东站在星光大道上，看着对岸中环的摩天大楼。1997年7月1日，这里的旗帜将要更换。而在此之前，一场金融保卫战可能已经打响。
他忽然想起1992年，自己挤在深圳街头听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情景。那位老人说：“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
现在，右和左都有了新的含义——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走钢丝的时代，开始了。
11月，上海入冬。老洋房里的暖气片滋滋作响。
秦文渊感冒了，咳得很厉害，但坚持每天来。他的笔记本越来越厚，里面不仅贴满了剪报，还有手绘的传导路径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香港→内地。
11月20日，泰国政府终于撑不住了，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消息传到上海时，秦文渊正在修改第八号简报。
他放下笔，摘下老花镜，长长叹了口气。
“怎么了秦司长？”刘易之问。
“太晚了。”秦文渊指着新闻稿，“这些措施——提高利率、限制资本流出、向IMF求助——都是危机爆发后的被动应对。真正的防火，应该在火起之前。”
他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上面贴着1988年价格闯关时的新闻剪报，旁边是红笔批注：“历史总是相似的——先是否认问题，然后是小修小补，最后是不得不动大手术。”
“您觉得，这次会动大手术吗？”周明华问。
“泰国肯定要动。但中国……”秦文渊看向窗外，“我们的防火墙够厚，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从别人的手术里，学到怎么预防自己生病。”
那天下午，秦文渊交给他最后一份工作：起草《金融危机应对预案（企业版）》。不是给政府看的，是给向东集团自己用的。
“企业不能等政策。”他说，“要有自己的生存手册。”
手册包括：现金流压力测试、供应商风险排查、国际市场多元化方案、汇率波动对冲策略。周明华带着团队，一周完成初稿。
11月28日，秦文渊住进医院。肺炎，需要静养。肖向东去医院看他时，老人躺在病床上，还在看第九号简报的清样。
“秦司长，休息吧。”
“最后一班岗了。”秦文渊笑笑，“肖总，我有个请求。”
“您说。”
“如果危机真来了，我们的简报对了……”他停顿，“不要到处说‘我们早预警过’。没意义。要说就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肖向东点头：“我记住了。”
离开病房时，护士正在给秦文渊输液。老人的手背上布满针眼，但他还握着笔，在简报边上写批注。
那一代人的坚持，刻在骨子里。
12月31日，199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下起了小雪。
老洋房里，团队在做年终总结。九号简报全部归档，厚厚一摞。从3月挂牌到12月底，九个月时间，他们从无人问津到获得高层关注，从单打独斗到与部委建立联络。
但最重要的成绩是：向东集团自身完成了战略调整。
芯片业务：自主研发投入增加，引进线暂缓，避免了可能的大额损失。
疫苗业务：东南亚市场开拓计划暂停，转向非洲和中东。
通信业务：加强了与国内运营商的合作，降低出口依赖。
香港业务：建立了资金监控体系，为可能的金融战做准备。
“但我们最担心的，还没发生。”刘易之看着窗外飘雪，“泰国还在撑，索罗斯还没动手。万一……万一我们错了呢？”
这个问题，压在每个人心里。
肖向东站起身，走到壁炉前——老洋房的壁炉不能用，但此刻他需要那个象征性的位置。
“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们七个在北大荒，谁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他开口，“但我们每天五点起床背书，零下三十度也坚持。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学，就肯定考不上；学了，至少有可能。”
他转身：“现在也一样。如果我们不预警，不准备，危机来了就只能等死。预警了，准备了，就算危机不来，我们也锻炼了应对风险的能力。”
他顿了顿：“更何况——危机真的不来吗？”
没人回答。但所有人都知道答案。
泰国股市已经跌了40%，泰铢远期汇率贴水扩大到20%，国际评级机构开始下调泰国主权信用评级。雷声越来越近。
“明年，”肖向东看着大家，“1997年，香港回归年。对我们是双重大考：技术上的追平计划进入关键期，金融上的风暴可能来袭。”
他举起茶杯——没有酒，以茶代酒：“敬1996年。敬我们看到的，和即将到来的。”
茶杯相碰。窗外，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梧桐，覆盖了街道，覆盖了这座正在崛起的城市。
1996年结束了。
1997年，将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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