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之用摄像机拍下一栋烂尾楼。楼体框架已经成型，但没窗户，像一副巨大的骨架。楼前杂草丛生，一块褪色的牌子上写着：“1995年竣工”。
“典型的热钱驱动型繁荣。”刘易之对着镜头说，“外资涌入，推高资产价格；资产抵押，获得更多贷款；贷款再投入资产，推高价格……循环到资金链断裂，一切都崩塌。”
当晚，两人在酒店整理资料。李卫国算了一笔账：泰国房地产总市值与GDP比值已经达到250%，而1990年日本泡沫顶峰时是200%。
“比日本还疯狂。”他合上笔记本，“而且泰国没有日本那样的产业基础支撑。”
刘易之点头：“更危险的是汇率制度。泰铢盯住美元，但泰国通胀比美国高，实际汇率被高估。一旦国际游资发现这点……”
他没说完，但两人都明白：一旦做空泰铢，多米诺骨牌就会倒下。
回到上海是4月20日。老洋房里，报告进入写作阶段。
争执从第一句话开始。
秦文渊主张温和：“标题用‘潜在风险与政策建议’，措辞要留有余地。我们是民间机构，话说太满，万一没发生，会成为笑柄。”
刘易之坚持尖锐：“必须用‘危机预警’。数据摆在那里，泰国撑不过一年。温和的报告没人看，就像你1988年那份一样。”
周明华折中：“标题可以尖锐，但建议要务实。不能光喊‘狼来了’，要告诉猎人狼从哪来、怎么打。”
肖向东坐在主位，一直没说话。等三人争论稍停，他才开口：
“秦司长担心分寸，我理解。刘博士要警示效果，我也赞同。周总的务实建议，更是关键。”他顿了顿，“这样，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数据呈现，客观展示泰国及东南亚的经济失衡；第二部分，风险推演，模拟三种危机传导路径；第三部分，应对建议，分短期、中期、长期。”
他看向秦文渊：“第一部分秦司长把关，确保数据来源权威、计算严谨。”
看向刘易之：“第二部分刘博士主笔，把你那套国际金融模型用上。”
最后看向周明华：“第三部分周总负责，结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
分工明确，争议化解。
写作过程是煎熬的。老洋房二楼的书房成了作战室，墙上贴满图表，地上堆着资料。秦文渊每天工作十小时，用红笔逐字修改，一个数据要核对三个来源。刘易之的黑眼圈越来越重，他的模型需要大量计算，当时电脑速度慢，一次模拟要跑整夜。周明华则不断打电话给企业家朋友，问“如果出口下滑20%你们怎么办”“如果汇率波动怎么办”。
肖向东每天下班后都来，有时带宵夜，有时只是静静坐在角落看。他注意到一个细节：秦文渊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1988年价格改革座谈会的合影，上面有很多后来成为高级领导的面孔。
“秦司长，”有一晚他问，“如果当年您的报告被重视，会不一样吗？”
秦文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历史没有如果。但有一点我知道——当时如果做了预案，后来的震荡会小一些。”他看向肖向东，“我们写报告，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对了，是为了让该看到的人看到，该准备的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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