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围坐在电脑前,肖向东开始讲述这次美国之行的见闻。他讲斯坦福的工业园区,讲风险投资如何支持初创公司,讲软件如何成为新的价值核心,讲“工程师文化”和“车库创业”的故事。
讲到深夜,实验室的灯一直亮着。
“所以你的意思是,”陆文渊总结道,“我们不能总跟在后面模仿,要找到自己的创新路径?”
“对。”肖向东翻开《The Third Wave》,“托夫勒在这本书里说,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信息革命。在革命转折点上,后来者有机会超越,因为包袱轻,船小好调头。”
“但我们的体制……”
“体制可以改。”肖向东说得很坚定,“这次考察让我明白一件事: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生死存亡。如果我们不主动拥抱信息革命,十年后、二十年后,差距会大到无法追赶。”
他打开笔记本,上面是回国飞机上写的思考:
“三条可能的追赶路径:
第一,软件先行。硬件追赶需要巨额投资和时间,但软件开发可以轻装上阵,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领域我们有天然优势。
第二,应用创新。中国市场特殊,有特殊需求,比如汉字处理、财务管理软件、行业应用系统。
第三,机制突破。试点‘硅谷模式’——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知识产权激励。”
杨志远看完,沉默了很久:“向东,这些话你敢在中心说吗?”
“敢。”肖向东说,“但要有策略。直接说‘全盘学习西方’肯定不行,要说‘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特色’。”
“那这台电脑怎么办?”陆文渊问,“放这里太危险了。”
“两个用途。”肖向东已经有了计划,“第一,作为研究工具。我们要用它分析国外软件架构,研究编程技术,甚至尝试开发一些中文软件原型。第二,作为‘教学道具’。让更多学生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个人计算机,激发他们的兴趣。”
“但郑卫国那边……”
“所以需要隐蔽。”肖向东说,“这台电脑不能公开出现。实验室现在名义上是出版社的临时库房,我们用这个做掩护。进出要小心,所有活动在晚上进行。”
三人约定,每周三、周六晚上,在这里进行“计算机研究小组”活动。肖向东负责讲解硅谷见闻和创新理论,陆文渊负责研究硬件架构,杨志远负责软件分析。
深夜,肖向东一个人留在实验室。他打开电脑,运行BASIC,开始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汉字显示演示。虽然机器没有汉卡,但他可以用图形模式,一个点一个点地“画”出汉字。
凌晨三点,屏幕上出现了四个歪歪扭扭但清晰可辨的汉字:“改革开放”。
他看着这四个字,突然想起1976年北大荒的地窖,用炭条在地上写公式;想起1978年清华近春园,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系统图;想起1984年在上海,用钢笔填写股票认购单。
工具在变,方式在变,但内核没变——都是想把一个更好的未来,一点点构建出来。
关掉电脑,肖向东从木箱底部取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十几片各种型号的集成电路——这些都是他在硅谷的电子垃圾回收站里捡的。英特尔8088、Zilog Z80、摩托罗拉……虽然有些已经淘汰,但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宝贵的样品。
他小心地收好这些芯片。明天,要带给陈思北。伺服系统的攻关,可能需要这些参考。
离开实验室时,天快亮了。肖向东抱着那四本书,走在清华园寂静的小路上。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的这些事,和当年在北大荒地窖里偷渡书籍,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封锁中打开缝隙,在闭塞中引入活水,在黑暗中点亮微光。
只是这一次,缝隙更大,活水更多,微光更亮。
但风险也更大。
他知道,郑卫国不会善罢甘休。海关那一关过了,不代表后面就安全了。那台电脑,那些书,那些芯片,都是“证据”,证明他“崇洋媚外”“私自接触”“违规携带”。
但他不后悔。
因为有些东西,比安全更重要。
比如一个国家的未来。
比如一代人的责任。
回到筒子楼,肖向东把四本书藏在床板下的暗格里。然后,他铺开稿纸,开始正式撰写那份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考察报告。
这一次,他不再犹豫,不再妥协,要把看到的真相、想到的未来,全部写进去。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起。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新的战斗,也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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