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8日，北京海关的检查通道前，肖向东推着行李车的手心全是汗。车上除了两个行李箱，还有一个用粗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木箱，边角处贴着泛黄的货运标签，上面用英文印着“实验室设备·易碎”。
木箱里装的不是实验室设备，是一台拆散的IBM Personal Computer 5150——主机、显示器、键盘、还有一台日本产的九针打印机。这些部件分别藏在他和考察团其他成员的行李里带出境，昨天在酒店重新组装后塞进这个临时找来的木箱。
而在他贴身公文包的夹层里，是四本英文原版书：《The Innovators Dilemma》（虽然这本书1997年才出版，但此刻为了情节需要，我们假设肖向东找到的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早期关于创新理论的讲义）、《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The Third Wave》《The Silicon Valley Way》。每本书的封面都被他小心地撕掉，内页用《人民日报》包了书皮。
“同志，请打开箱子。”海关检查员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色严肃。
肖向东递上护照和申报单。在“携带物品”一栏，他只填了“个人衣物、书籍、纪念品”。木箱没有申报。
“这个箱子是什么？”检查员指着木箱。
“给学校实验室带的旧设备。”肖向东尽量让声音平稳，“斯坦福大学赠送的教学样品，已经用过的。”
“打开看看。”
肖向东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蹲下身，用事先准备好的撬棍——这是他特意准备的，显得专业——小心地撬开木箱盖板。里面塞满了泡沫塑料和旧报纸，他扒开一些，露出显示器的一角。
检查员用手电照了照：“计算机？”
“是，旧型号，用于教学演示。”肖向东说着递上一份文件，“这是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出具的捐赠证明，中英文都有。”
这份证明是他最后一天在硅谷时，通过陈先生联系斯坦福一位华裔教授帮忙开的。内容属实——确实是“赠送”，只是没有经过正规的外事渠道。
检查员仔细看了证明，又看了看箱子里的设备：“个人携带计算机入境需要特别审批，你知道吗？”
“知道，所以走的是科教用品免税通道。”肖向东指着申报单上自己勾选的选项，“这批设备是用于清华大学教学实验的，学校外事处已经备案。”
这半真半假。学校确实有“支持引进教学设备”的政策，但他没有时间走完所有程序。
检查员盯着他看了几秒，又看看护照上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字样，最终在申报单上盖了章：“下次提前办好手续。走吧。”
肖向东推着行李车走出海关时，后背的衬衫已经湿透。外面，中心的司机在等他。
“肖老师，直接回中心吗？”
“不，去清华。”肖向东说，“箱子放车上，小心点，里面是精密设备。”
晚上七点，清华工程力学系那间已经清空的实验室里，肖向东一个人开始组装电脑。主机插上电源，连接显示器，接上键盘。按下电源键时，他的手指微微颤抖。
屏幕亮了。熟悉的蓝色IBM标志出现，然后是DOS系统的命令行提示符：C:＞。
这一刻，肖向东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1976年他穿越到过去，现在，他把未来的一部分带回来了。
他插入一张5.25英寸软盘，里面是他临行前在硅谷一家电脑商店花二十美元买的工具软件合集。DIR命令列出目录，他看到了BASIC编译器、字处理软件、简单的数据库程序。
门外传来脚步声。肖向东迅速关机，盖上防尘布。
敲门声响起，三长两短——是自己人的暗号。
“进来。”
陆文渊和杨志远走进来，手里拎着工具箱。看到桌上的设备，两人都愣住了。
“这是……”
“IBM PC，8088处理器，4.77MHz，640KB内存。”肖向东报出参数，“还有这个，”他打开公文包，取出那四本书，“从硅谷带回来的。”
陆文渊小心翼翼地拿起《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翻开内页。英文他读得懂，但里面的内容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本书讲的是……计算机研发的文化？团队精神？创新管理？”
“不只是技术，是背后的东西。”肖向东说，“硅谷为什么成功？这本书给了部分答案。”
杨志远已经在检查电脑了。他熟练地开机，进入BASIC环境，写了几行测试代码。“速度比我们清华那台快至少五倍。而且键盘手感……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差距。”肖向东说，“但差距不是不能追赶。关键在于，我们得知道差距在哪里，不仅是硬件参数，是整个研发体系、创新文化、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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