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8日,北京海关的检查通道前,肖向东推着行李车的手心全是汗。车上除了两个行李箱,还有一个用粗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木箱,边角处贴着泛黄的货运标签,上面用英文印着“实验室设备·易碎”。
木箱里装的不是实验室设备,是一台拆散的IBM Personal Computer 5150——主机、显示器、键盘、还有一台日本产的九针打印机。这些部件分别藏在他和考察团其他成员的行李里带出境,昨天在酒店重新组装后塞进这个临时找来的木箱。
而在他贴身公文包的夹层里,是四本英文原版书:《The Innovators Dilemma》(虽然这本书1997年才出版,但此刻为了情节需要,我们假设肖向东找到的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早期关于创新理论的讲义)、《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The Third Wave》《The Silicon Valley Way》。每本书的封面都被他小心地撕掉,内页用《人民日报》包了书皮。
“同志,请打开箱子。”海关检查员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色严肃。
肖向东递上护照和申报单。在“携带物品”一栏,他只填了“个人衣物、书籍、纪念品”。木箱没有申报。
“这个箱子是什么?”检查员指着木箱。
“给学校实验室带的旧设备。”肖向东尽量让声音平稳,“斯坦福大学赠送的教学样品,已经用过的。”
“打开看看。”
肖向东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蹲下身,用事先准备好的撬棍——这是他特意准备的,显得专业——小心地撬开木箱盖板。里面塞满了泡沫塑料和旧报纸,他扒开一些,露出显示器的一角。
检查员用手电照了照:“计算机?”
“是,旧型号,用于教学演示。”肖向东说着递上一份文件,“这是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出具的捐赠证明,中英文都有。”
这份证明是他最后一天在硅谷时,通过陈先生联系斯坦福一位华裔教授帮忙开的。内容属实——确实是“赠送”,只是没有经过正规的外事渠道。
检查员仔细看了证明,又看了看箱子里的设备:“个人携带计算机入境需要特别审批,你知道吗?”
“知道,所以走的是科教用品免税通道。”肖向东指着申报单上自己勾选的选项,“这批设备是用于清华大学教学实验的,学校外事处已经备案。”
这半真半假。学校确实有“支持引进教学设备”的政策,但他没有时间走完所有程序。
检查员盯着他看了几秒,又看看护照上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字样,最终在申报单上盖了章:“下次提前办好手续。走吧。”
肖向东推着行李车走出海关时,后背的衬衫已经湿透。外面,中心的司机在等他。
“肖老师,直接回中心吗?”
“不,去清华。”肖向东说,“箱子放车上,小心点,里面是精密设备。”
晚上七点,清华工程力学系那间已经清空的实验室里,肖向东一个人开始组装电脑。主机插上电源,连接显示器,接上键盘。按下电源键时,他的手指微微颤抖。
屏幕亮了。熟悉的蓝色IBM标志出现,然后是DOS系统的命令行提示符:C:>。
这一刻,肖向东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1976年他穿越到过去,现在,他把未来的一部分带回来了。
他插入一张5.25英寸软盘,里面是他临行前在硅谷一家电脑商店花二十美元买的工具软件合集。DIR命令列出目录,他看到了BASIC编译器、字处理软件、简单的数据库程序。
门外传来脚步声。肖向东迅速关机,盖上防尘布。
敲门声响起,三长两短——是自己人的暗号。
“进来。”
陆文渊和杨志远走进来,手里拎着工具箱。看到桌上的设备,两人都愣住了。
“这是……”
“IBM PC,8088处理器,4.77MHz,640KB内存。”肖向东报出参数,“还有这个,”他打开公文包,取出那四本书,“从硅谷带回来的。”
陆文渊小心翼翼地拿起《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翻开内页。英文他读得懂,但里面的内容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本书讲的是……计算机研发的文化?团队精神?创新管理?”
“不只是技术,是背后的东西。”肖向东说,“硅谷为什么成功?这本书给了部分答案。”
杨志远已经在检查电脑了。他熟练地开机,进入BASIC环境,写了几行测试代码。“速度比我们清华那台快至少五倍。而且键盘手感……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差距。”肖向东说,“但差距不是不能追赶。关键在于,我们得知道差距在哪里,不仅是硬件参数,是整个研发体系、创新文化、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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