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续齐全，无懈可击。
“我想请教肖老师一个问题。”说话的是计委的一位老同志，头发全白，但眼神锐利，“你们做这些涉外项目，核心技术是哪里来的？有没有涉及技术泄密或者依赖国外技术？”
这个问题更敏感。1986年，“技术安全”是个高频词。
“核心技术是我们自主开发的。”肖向东早有准备，“以这套测试系统为例，核心的模拟信号处理算法，是我们团队基于清华自动化系王教授1982年发表的论文改进的；高速数据采集模块，是我们联合中科院电子所共同攻关的；软件架构，借鉴了国际上流行的模块化思想，但代码全部自己编写。”
他顿了顿：“至于是否依赖国外技术——我们确实使用了部分进口元器件，比如高精度AD转换芯片。但这是全球分工的现实，就像日本企业也要用美国的CPU。关键是要掌握系统设计和集成能力，而不是被‘卡脖子’。”
老同志点点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会议进入讨论阶段。气氛明显变了——从一开始的程式化发言，变成了真正的思想碰撞。有人问具体的技术细节，有人关心商业模式，有人探讨政策障碍。
“我还有个问题。”外经贸部的同志再次开口，“你们这种‘高校教师办企业搞涉外合作’的模式，有没有普遍推广的可能？其他高校能不能学？”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肖向东思考片刻：“可以推广，但要有几个前提。第一，高校要有鼓励成果转化的政策，不能把教师的社会服务当成‘不务正业’；第二，要有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教师有动力，让学校有收益，让国家有税收；第三，要有风险控制机制，特别是涉外合作中的技术安全和商业风险。”
他说得很实在。在座的都是明白人，知道这些话的分量。
会议结束时，陈副主任做了总结：“今天的讨论很有启发。肖老师用实际案例告诉我们，科技人员不仅可以搞科研，还可以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为国家创汇。这种实践，值得深入研究。”
散会后，几个与会者围住肖向东，要联系方式，问合作可能。肖向东一一应对，态度诚恳但不承诺。
走出友谊宾馆时，天已经黑了。北京的冬夜很冷，但肖向东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九年来，他第一次在官方场合，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不是意识形态辩论，不是理论探讨，而是最简单也最硬核的经济数据——创汇。
“肖老师，请留步。”
回头，是那位计委的老同志。他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走过来：“我姓吴，计委科技司的。你的发言，我很受触动。”
“吴司长过奖了。”
“不是过奖。”吴司长很认真，“我在计委干了三十年，见过太多‘纸上谈兵’的科研项目，花了国家很多钱，最后锁在档案室里。像你们这样，既能搞研究，又能做实业，还能创外汇的，太少见了。”
两人沿着长安街慢慢走。车流在身旁驶过，车灯划出一道道光带。
“但我有个担忧。”吴司长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现在风头太劲，会招来更多麻烦。”
肖向东苦笑：“已经招来了。公司被查，教学被停，还有人写举报信。”
“我知道。”吴司长停下脚步，“郑卫国同志找过我，提供了很多关于你的‘材料’。他说你思想有问题，路线有问题，甚至生活作风有问题。”
肖向东心头一紧。
“但我告诉他，”吴司长看着他，“在计委，我们只看数据。你创了多少汇，解决了多少就业，交了多少税，这些都是硬指标。至于思想问题，那是宣传部门的事；生活作风，那是纪委的事。只要经济上没问题，技术上没泄密，你就是对国家有用的人。”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肖向东忽然明白了今天会议的意义——这不是普通的学术讨论，是一场对他的“实力审查”。而审查的结果，显然对他有利。
“谢谢你，吴司长。”
“不用谢我。”吴司长摆摆手，“要谢就谢你自己，做出了成绩。在这个国家，有时候成绩就是最好的护身符。”
他看了看表：“我该走了。最后给你一个建议：你那份创汇的数据，好好整理一下，形成正式报告。不仅要报科委，还要报计委、外经贸部，甚至……更高层。要让更多人看到，改革开放不是空谈，是可以量化的成果。”
说完，老人转身走向公交车站，背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肖向东站在长安街边，看着车流，许久没有动。
成绩是最好的护身符。这话简单，但深刻。九年来，他一直试图用思想说服人，用理论证明自己，但往往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今天，三份合同，二百零五万港币的创汇数据，比任何雄辩都更有力量。
因为国家需要外汇，人民需要发展，时代需要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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