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林美娟最后说，“就算方法上能改进，我们也需要一些基础的分析仪器——比如蛋白电泳仪、紫外分光光度计。这些国内能生产，但精度不够。而进口仪器……”她苦笑，“比离心机还难。”
肖向东想起被海关扣留的Apple II。同样的困境，在不同的领域重复上演。
“美娟，”他突然问，“你们的项目，最高保密级别到什么程度？”
林美娟沉默了几秒：“部级直接关注。因为……这关系到一批特殊人群的健康保障。”
特殊人群？肖向东脑中闪过几个可能：矿工？战士？还是……他不敢深想。
“如果我告诉你，我有办法接触到香港的科研设备经销商，但需要‘国家急需’的理由才能申请外汇和批文，你能提供什么？”
林美娟站起身，拍了拍白大褂上的土。“跟我来。”
她带着肖向东走进华侨城筹建处的板房区，在最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挂着一块“军事医学研究协作点”的牌子。房间很简单：两张桌子，几个文件柜，墙角堆着一些玻璃器皿和化学试剂。但墙上挂着一幅图表，让肖向东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幅手绘的“国内外生物制剂研究进展对比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技术指标。欧美日本的曲线一路向上，而中国的曲线在1970年之后几乎停滞，直到1978年才重新开始爬升——但起点已经落后了至少十年。
“这张图不能拍照，不能抄录，只能看。”林美娟站在图前，“春蕾项目，就是要在这条差距巨大的赛道上，追上第一梯队。我们追的不只是技术，还有时间——因为每耽误一年，可能就意味着一些人等不到新药。”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肖向东听出了其中的灼热。那是科学家面对难题时的执着，也是医生面对生命时的紧迫。
“我明白了。”他说，“给我一周时间。我想办法拿到一份‘微型计算机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应用前景’的报告，把你们的设备需求整合进去。如果上面问起，就说这是‘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研支撑条件’。”
“风险呢？”
“风险一直都有。”肖向东看着墙上的差距图，“但美娟，你看这条曲线——中国科研的停滞期，正好是闭门造车的十年。现在门开了，如果我们因为怕风险而不去拿门外的东西，那这条曲线永远追不上。”
林美娟看着他，许久，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淡黄色的粉末。
“这是什么？”
“春蕾项目的中间产物——从人脐带血中初步提取的活性因子。”她把瓶子放在肖向东手心，“离心纯度只有30%，离临床要求的99.9%差很远。但这是我们的起点。”
玻璃瓶微凉。肖向东握紧它，仿佛握着一代科研人的心血。
“我会让它变得有用。”他承诺。
那天傍晚，他们并肩走出华侨城。夕阳把荒地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香港的灯光开始星星点点亮起。分别时，林美娟突然说：“向东，我在想一个问题。”
“嗯？”
“如果……如果我们真的拿到了进口设备，做出了成果，然后呢？”她看着手中的笔记本，“成果属于国家，属于集体，这没问题。但那些改进的方法、优化的流程、创新的思路——这些‘软件’部分，应该属于谁？”
肖向东愣住了。这是个超前的问题——知识产权意识，在1979年几乎不存在。
“我不知道。”他诚实回答，“但也许，这正是我们要探索的。就像北斗科技在做的事——我们在证明，知识服务、技术创新，应该有价值，应该有归属。”
林美娟点点头：“那你小心。科研领域比商业更敏感，设备进口的审批也更严格。”
“你也是。”
他们握手告别，像同志，像战友，也像某种尚未定义的关系。
回招待所的路上，肖向东一直在思考林美娟的问题。是啊，如果设备来了，技术突破了，然后呢？科研成果如何转化？科研人员如何激励？知识产权如何保护？这是一整套体系，而此刻的中国，只有零星的尝试。
但正是这些尝试，将塑造未来。
晚上，他在招待所的昏黄灯光下，开始起草那份至关重要的报告：《关于进口先进科研仪器对提升我国生物医学研究水平的紧迫性分析》。他引用了林美娟提供的国内外差距数据，描述了离心机、电泳仪等设备在具体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还特意加入了“微型计算机可用于实验数据实时处理与模拟优化”的内容——这是为Apple II铺路。
写到凌晨时，李卫国回来了，脸色凝重。
“海关那边有新消息。”他递过一张纸条，“那位科长说，如果我们能拿到‘部级单位的科研急需证明’，被扣的机器可以作为‘科研设备免税进口’。但前提是——接收单位必须是国家级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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