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清华园闷热难当。肖向东从系办公楼走出来时,衬衫后背已经湿透。“思想动态座谈会”比预想的更煎熬——不是激烈辩论,而是一种精细的解剖:他的每篇文章、每次课堂发言、甚至近春园集会时随口说出的观点,都被整理成分类档案,配上“思想倾向分析”。
郑卫国坐在会议室长桌另一端,全程没有看他一眼,只在最后说:“肖同学的经历特殊,从北大荒到清华,思想活跃可以理解。但大学毕竟是集体,个人思考应当与集体步伐协调。”
协调。这个词在1978年的夏天,有着多重的重量。
肖向东没有回宿舍,直接去了邮局。每周三是他给李卫国写信的日子,这个习惯从三月离开北大荒保持至今。李卫国入学没多久,就初突然转学去了广州中山大学——理由很官方:“家庭原因需南下照顾”。但肖向东知道,李卫国父亲平反后回到广东老家,那边正在酝酿一些“新事物”。
邮局柜台的老阿姨认识他了:“又是给广东的信?等会儿,有你的电报。”
电报?肖向东心头一紧。这年头打电报都是急事。
薄薄的电报纸上只有一行字:
“抵深三日 所见如异星 详信已寄 卫”
深圳?李卫国去了深圳?肖向东捏着电报纸站在邮局门口,六月的阳光白晃晃刺眼。深圳——那个在他记忆中将在两年后成为经济特区的地方,此刻还只是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李卫国去那里做什么?
三天后,厚厚的挂号信到了。牛皮纸信封被南方的潮气浸得微微发软,邮戳上的“深圳”二字还很模糊——这个地名对大多数北方人来说,陌生如异邦。
肖向东在近春园太湖石后拆开信。李卫国的字迹依旧沉稳,但笔画间多了一种急促的张力。
“向东:
见字如面。
这封信从深圳罗湖桥边的邮局寄出。我坐在二楼窗边写信,窗外能看到铁丝网——网的那边是香港新界的山。很近,近到能看见对面公路上汽车的颜色。”
开篇就不同寻常。李卫国从来不是煽情的写作者,但这封信的第一段就带着画面感。
“我为什么在这里?中山大学三月底有个‘港澳经济研究’的调研项目,招募学生志愿者。我报了名——没提前告诉你,是因为当时还不确定能否选上。选上后走得急,四月五日到广州报到,培训两周,四月下旬就来了深圳。”
“这里的‘不同’,从过关就开始。检查站的工作人员看我们的介绍信时,眼神很复杂——不是警惕,也不是欢迎,而是一种……观察。像在判断我们属于哪一种人:是来工作的,来观望的,还是来‘做梦’的。”
肖向东翻过一页。信纸是当地产的粗糙黄纸,边缘还有毛茬。
“我们住在宝安县委招待所,其实是几排简易平房。但每天晚上,这里热闹得像北大荒的赶集日。你能听到各种口音:粤语、潮汕话、客家话、普通话,还有带着英语腔的粤语。来的人有港商、有华侨、有本地干部、有像我一样的大学生,还有——最多的是全国各地跑来‘看看’的人。”
“他们来看什么?看铁丝网那边的世界,看这边正在酝酿的变化。昨天我遇到一个上海来的工程师,他在轻工局工作,偷偷请假南下。他说:‘上海还在争论要不要引进流水线,这边已经在谈合资建厂了。时间不等人啊。’”
“时间不等人。”李卫国在这句话下面画了重重的线。
“我给你讲几个具体场景,你感受一下:
第一,罗湖口岸的‘观望台’。每天傍晚,都有上百人聚集在边境线这边的高地上,拿着望远镜看对面。看什么?看香港新界新建的工厂厂房,看集装箱码头吊车的作业效率,看晚上亮起的霓虹灯。没人组织,但每天准时出现,像某种仪式。
第二,‘三来一补’洽谈会。我作为记录员参加了两次。港商拿着样品——电子表、塑料花、简易收音机——问我们能不能做‘来料加工’。本地干部一边算成本,一边偷偷看上级的脸色。有个港商说了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大陆有劳动力,香港有订单,世界有市场,为什么不能连起来?’
第三,最震撼的:渔民村的夜晚。深圳河边有个小渔村,村民晚上划小船去香港水域卖农产品,凌晨带回一些‘那边’的东西:电子计算器、尼龙袜、录音磁带。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一位老渔民对我说:‘民国时就这样往来,凭什么现在不行?河又没改道。’”
肖向东停下来,深吸一口气。这些场景在2025年的历史书中只是几行字,但通过李卫国的眼睛看出去,却是活生生的、带着汗味和潮气的现实。
“向东,我在这里的感觉很分裂。一方面,这种活力让我激动——就像你说的‘技术革命的前夜’,能闻到空气里变化的味道。另一方面,我害怕。害怕这种变化太快、太乱,害怕我们还没准备好就冲进去,最后撞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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